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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哭泣就是最好的证明。勒鲍耶尔想为出生的婴儿们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所以他提倡新生儿们应该在出生后马上放到母亲的腹部并温柔地给他们按摩。很早以前，人们就觉得新生儿们应该待在与他们的生长环境——子宫相仿的地方，而勒鲍耶尔的这些原理正是这一说法的延续。

勒鲍耶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在公元1930年左右，第一位意大利女医生玛丽亚·蒙太素瑞就写过关于一个刺激性强的新环境对于新生儿的影响：

自然分娩运动（2）

他来到了这个成｜人世界，他那脆弱的眼睛还从未见过光明，他的耳朵以前也从未听到噪音，他的身体至今为止还从未受过伤害。然而现在并不重视他的脆弱的大人却要用那双毫无灵魂的手来抱着他。

一位法国妇产科医生米歇拉·奥顿特则将勒鲍耶尔的理论向前发展了一步，并在他所在的医院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单位。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分娩过程非医疗化。他建议妇女们在分娩过程中可以选择任何她们感觉最自然的姿势，无论是站着还是蹲着。他这样完全是为了让产妇们放松下来，他还向产妇们推荐分娩池。他几乎用不到镊子、止痛剂。而且他发现剖腹产是根本不需要的，尤其是在臀位分娩这种手术中。所以现在妇女们可以在医院里分娩，在这里，一切需要的医疗技术都能为她们准备就绪，但同时也为她们营造了一种像在家里一样的轻松的环境。

从公元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主张妇女应该在分娩过程中负起责任来，从而从男妇产科医生那里夺回主动权，赛拉·奎新格在她公元1979年出版的《家庭分娩》一书中呼吁，在家里分娩应该成为妇女们的一种选择而非特例。在英国尽管只有1％至2％的分娩是在家中进行的，但在荷兰家中分娩的比例占将近全国分娩总数的一半。他们的母婴死亡率数字显示，家中分娩跟在医院里一样地安全。

尽管在过去的40年间，许多运动例如国家基金会就一直为分娩新方法而战，都提倡妇女有选择的自由，使她们的孩子享受各种助产方式和医生的干涉。但即使产妇们一再反对外部干涉，有时助产士在临床分娩过程中仍然坚持使用各种助产技术。

当一个女人在分娩过程中遇到困难，生理上的也好，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摩擦也好，都会使分娩这一经历成为一件糟糕的事情，有时甚至对母婴关系起反作用。现在的母亲应该很好地感谢上个世纪科技领域的显著成功，因为这使得医生能够帮助那些有可能在分娩过程中丧命的妇女们。但各种分娩运动和女权主义组织仍然坚持认为在分娩过程中，妇女们不但应该享有“母婴安全”的权利，还应有“非暴力分娩”的权利。

助产士

在英国，虽然医院中的大夫和全科医生更多地参与到妇女分娩过程，但助产士仍然在护理方面起主导作用。公元1902年，议会通过了助产士法案，确定了对助产士注册和资格证的要求，并一再主张助产士应该得到监督以确保他们高效地操作。这一法案的通过为助产士的未来提供了保障，尽管全科医生们起初很担心这会减少他们参与手术过程而得到的酬劳。在公元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颁布以来，全科医生们看到，除去分娩费，他们还是收入颇丰的，这使得他们和职业医师们的收入保持平衡。

公元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助产士正规培训只是有限的三个月的课程，由中心助产士委员会提供。此后培训期不断地延长，尤其是女性助产士的培训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到公元1937年，助产士们能够得到长达两年的培训。到这个时候，地方政府承担起了为她们付薪水的责任。同时，地方政府还要为参与分娩手术的医生们付加班费。有些人觉得这使得许多妇女们不得不接受“受管理”的分娩，而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尽管助产士得到政府的一再保证说她们的工作会保持长期性，她们仍很失望地发现英国产科医师协会并不允许她们实施镇痛术。她们只被允许使用有关气体，而却无法提供病人所必需的各种昂贵而复杂的仪器。英国医###合会建议应当由全科医生来决定是否允许助产士来护理产妇，这样，助产士最后只能处理简单的“正常”分娩。

和英国同行相比，美国的助产士为了生存所作的斗争就相当不成功了。随着医生活动的日益增加，助产士的角色及地位迅速衰落，而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医学行业的支持。医生们在接管助产士角色后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力图使产妇相信助产士是不干净的、相信封建迷信及缺乏医学知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