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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贫困的母亲们往往无法只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寻找一个便宜的解决方法。当地地方女子学校收费比较公平合理。尽管他们给年龄稍大点的孩子提供课程，但老师们的精力却主要集中在了年龄小的孩子和婴儿的身上。为了解决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总想跑出去这个问题，那些老妇人把那些小孩子绑在椅子上或者她们的裙子上，从而有了“绑在妈妈的围裙上”这种说法。

随着公元18世纪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工业化。妈妈们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长时间地在新兴工业城镇工作，能去得起的托儿所也越来越难找到。绝望的妈妈们宁愿把孩子留在一个收费很低的老太太那里。对于一个老太太来讲，伺候这么多孩子体力上就不太可能应付得了，于是她常常会用鸦片做镇静剂来照顾孩子，这样每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成千上万孩子的死亡。

那些不幸没有家庭的婴儿和儿童比家庭贫困的还要惨很多。他们只能靠慈善金生活，并成为海外教区救济的责任。而教区，为了最小限度地花钱，往往只雇佣一个保姆，然后提前支给她一年的膳食费用来照顾孩子。此后教区就再也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一旦膳食费用支付之后这些孩子往往不能活太久，但这一事实也因此被极大地忽略了。

一位美国有名的友人在伦敦向我保证，一个受到良好照顾的一岁健康儿童应该吃最美味、最营养、最有益健康的食物，无论是焖、是烧、是烤还是煮，我相信炖肉或者蔬菜炖肉也同样不错。

——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谦虚的赞同》，公元1729年

教区也会雇佣一些养父母，这其中的很多人非常乐意收留尽量多的孤儿，因为等孩子稍大一点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孩子来赚钱。公元1761年，安妮·马丁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因为她故意害瞎孩子的眼睛，然后指使他们去要饭。这个宽大的判刑表明了公元18世纪社会和法律对儿童的漠视。当儿童被检举时，他们却受到和成年人一样的判刑，即使才七岁。公元18世纪晚期，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偷了一件衬裙被判绞刑！

工厂的崛起意味着穷人生活更为艰难。在许多贫困的家庭，很多惊恐、绝望的母亲们甚至直接把孩子抛弃在马路上、富裕人家房子的门阶上，祈求房子的主人会怜悯并收留他们。公元1719年，当托马斯·格莱姆船长由美国返回英国时，他为路边倒毙的尸体的景象所震动，于是他开始了一项旨在关怀孤儿及未婚母亲的运动。公元1739年，他因此被授予皇家宪章奖，并随后开始运营设在伦敦的“弃婴医院”。该院由艺术家威廉姆·贺加斯赞助。医院每年接收90个婴儿，但这远远不够，以至于当满负荷时院方雇佣守卫来阻止母亲们将婴儿遗弃在医院门口。

公元18世纪，英国儿童的成长的确相当艰难，但这更是贫穷的结果，而非社会的冷漠。在公元18世纪后半期，儿童健康开始引起人们注意，而这在前几个世纪一直为人所忽视。随着公元19世纪的临近，人们逐渐放弃对原罪的信仰，因而对儿童的看法也乐观了许多。认为孩子们道德败坏、天性邪恶的观点不再流行，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像天使一般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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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将不久于人世

在公元19世纪时，医学终于可以为那些需要护理的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分娩中的妇女。不幸的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普遍比较保守，很多妇女无法充分享受到那些医学的先进成果。妇女的全面健康仍然没有实现，分娩也依然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年轻妇女们必须面对的这份危险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在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特维斯特的出生就带来他的母亲的死亡。

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地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济贫院里负责照料她的护士（一个老妇人）对无可奈何的医生说：“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把岁数，大夫，自家养上13个孩子，除开两个，全部都得送命，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好了，到时候她就明白了，犯不着这样激动，死不得的，寻思寻思当妈是怎么回事，可爱的小羊羔在这呢，没错。”

当时很多妇女都渴望通过迎合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赢得尊重。例如保持干净整洁的房屋和着装整齐的外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房间的透气孔通常被关闭以用来保温，在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