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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无人曾及之地。马可，当然是代表马可·波罗，首位到访中国的欧洲人；史坦利则是追随李文斯顿足迹深入黑暗非洲之心的美国记者；而佛格指的是菲利斯，三个月内狂奔地球一周的人。虽然马可只是我妈因个人喜好而取的名字，那不重要；虽然史坦利是爷爷的名字，那不重要；虽然佛格是误载的姓氏，是没啥文化修养的美国公务员的心血来潮，那也不重要。维克托舅舅老是能在无人发觉意义处找出意义，再转换成一种秘密的支持力量。其实我很喜欢他把这些精神投注在我身上，就算明知那全是胡吹大气，某部分的我依旧相信他说的每个字。维克托舅舅的唯名论在当时确实助我度过新学校头几周的难关。姓名是最容易被攻击的部分，“佛格”很自然就衍生出许多毁谤的名号：像是“男同性恋”（Fag）和“青蛙”（Frog），还有不计其数的气象名词：“雪球大头”（Snowball　Head）、“融雪泥人”（Slush　Man）、“毛毛雨嘴”（Drizzle　Mouth）等等。姓氏玩腻了，就把注意力转到名字上。马可结尾的“Ｏ”就够了，直接就可以变出“傻瓜”（Dumbo）、“蠢蛋”（Jerko）、“怪里怪气”（Mumbo　Jumbo）等绰号。不过，他们用的方法却完全出人意料。“马可”变成“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变成“波罗衫”（Polo　Shirt），“波罗衫”变成“衬衫脸”（Shirt　Face），然后“衬衫脸”变成“大便脸”（Shit　Face）──第一次听见时，我被这种让人头昏眼花的恶毒给吓住了。虽然总算熬过求学的启蒙时期，我却因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姓名不堪一击的脆弱。这姓名和我对自我身分的认知如此息息相关，所以我不愿再让它受到任何伤害。十五岁起，我开始在文件上签下“M。　S。佛格”，一面自命不凡地呼应现代文学巨擘，同时又很高兴这个缩写其实也是“原稿”（manuscript）的意思。维克托舅舅衷心赞成这个改变，他说：“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作者，你的这本书还没完成，所以这就是份原稿。还有啥比这更恰当的？”于是马可逐渐从我对外沟通的系统中消失。我对舅舅来说是菲利斯；进大学时，我对其他人来说是M。　S。。几个幽默大师还指出那些字母也是某种疾病的缩写，但当时我很欢迎任何能牵扯到自身的穿凿附会或冷嘲热讽。认识吴凯蒂后，她用好几个名字来叫我。不过，可以这么说吧，那些全都是她的个人财产，而我也满喜欢那些称呼的：像是“小佛”，是用在特定场合；还有“西哈诺”，这个由来我稍后会交代。如果维克托舅舅还活着，依他的思考模式，一定很高兴知道马可终于抵达中国的事实。

竖笛课进行得很不顺（我的呼吸不愿配合、两片嘴唇没什么耐心），所以我千方百计的快快闪人。结果是棒球比较有吸引力。我在十一岁时，变成那种瘦巴巴的美国小孩，棒球手套不离身，右拳每天要搥打手套一千次。在度过学校某些难关时，棒球确实助上一臂之力。第一个春季加入当地小联盟的时候，维克托舅舅几乎每次都到场为我加油。一九五八年七月，我们突然搬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去（“千载难逢的机会。”维克托舅舅说，指的是他找到教音乐的工作），但次年又回到芝加哥。十月，维克托买下电视机，让我逃课在家看白袜队打了六场之后还是输掉世界大赛。那正是厄利·韦恩（Early　Wynn）和go…go白袜队的年代，也是瓦力·月亮（Wally　Moon）和他的射月全垒打的年代。当然，我们两人都支持芝加哥队，但当粗眉男在终场挥棒击出时，却都暗自窃喜。下个球季开打时，两人又回头声援小熊队──那个常出乱子、不中用的小熊队、那个占据我们全部灵魂的球队。维克托是日间球赛的死忠支持者，他觉得口香糖大王（William　Wrigley　Jr。，小熊队的老板，以卖口香糖起家，故有口香糖大王的绰号）没屈服于人工灯光的滥用之下是符合伦理道德的表现。他是这么说的：“我去看球的时候，惟一想看到的星星是内野的明星。这是阳光闪耀、汗水齐下的运动。阿波罗的马车在天顶盘旋！伟大的球体在美国上空燃烧！”我们在那些年头耗在一起讨论恩尼·班克、乔治·阿特曼，和葛蓝·哈比等人。哈比虽然是舅舅的最爱，但为了符合自己的世界观，他只好宣称哈比当不成好投手，因为哈比这名字意味着不专业（译按：哈比为Hobbie之音译，音同Hobby，业余爱好之意）。诸如此类的搞怪说词是维克托牌幽默的精华所在。从那时起，我就爱死了舅舅的笑话，我完全理解为什么说这些话时必须面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