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第2/4 页)

”或者更不祥他说：“工会将怎样来对付你们？”

除此之外，还有对影阁表现的广泛批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决心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1976年1月15日我重组了班子。反对党班子的重组总有着强烈的闹剧色彩。反对党领袖在议会的套间的格局布置使得我无法控制人们的进出，从而无法用适当的微妙的差别来对待走运的和不幸的同事们。尴尬的碰面总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组不会有许多血溅到地毯上。

我很高兴约翰·比芬愿意加入影阁成为能源发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个180度大转弯时，他可能是那时后座议员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评者，我欢迎他的加入。如果说提拔约翰·比芬意味着我们正认真地改正过去犯的总体主义错误，那么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个亲密助手——作党的欧洲事务发言人，则显示出不论特德自己感觉如何，我对在他手下干过亨的人并不怀恨在心。我让威利代替伊恩·吉尔摩任内政大臣，伊恩·吉尔摩则去负责国防事务，他成了一个极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阁发言人——如果他到此为止，所有有关的人便能活得轻松些了。其它的职务安排象做抢座位游戏似的。我把帕特里克·詹金移开去到社会服务部门取代诺曼·福勒，诺曼·福勒则成为影阁外的交通事务发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愈后口来分管农业。

重建的影阁面临3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首先，前文已经提及，这就是评论家们不断重复的问题：“如果你们组成政府，你们将如何与工会组织相处？”我们急切需要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随着1976年底的到来，工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因为无法依靠英国工业联合会知名的实业家们，他们被“3天工作制”和希思政府的垮台吓怕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更严重了。基思、杰弗里、吉姆和我于1976年1月会见了英国工业联合会领导人。我们听到一桩奇闻：如果我们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话，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员们显然将被“吓倒”。他们自己已决定对这项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两年。他们不喜欢对红利加以控制并且竭力想摆脱价格控制。这都是好事。但显然他们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们自己都不够坦诚。他们不但神经受到惊吓，甚至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对控制工资极感兴趣——并且对“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地方工农业委员会会议”——俗称“小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那整套总体主义的办法感兴趣。这些人是一群无望重新真正管理他们的公司的经理。

我不同意这种失败主义。我还是同意吉姆·普赖尔的观点：我们必须显示出如果我们组阁的话，我们能和工会建立一种工作上的联系。2月初在斯卡巴勒对青年保守党的讲话中我采用了这个主题，指出“我们越占有多数，越是显然表明工会中的人投了保守党的票。因此，不难与有责任心的工会领导人相处。”必须承认，这并没有给我们多大帮助。

在随后的2月13日星期五，我们影阁进行了一天讨论，主要是以吉姆·普赖尔的一篇论文为基础。论文敦促我们既要向选民表明我们在形成政策时是与英国职工大会协商过的，又要向英国职工大会表明这些政策会带来繁荣和就业。但不用进行必要的改革就能取得这一切吗？我心存疑问。我强调我们一直愿意并能够和工会友好相处，2月份我通过访谈和演说表达了这个观点。这激起了我的右翼支持者们的不满。最终这个思路未能进行下去，不是由于党内右翼的反对，而是由于英国职工大会未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吉姆的论文讨论过后，一年又过去了，在1——977年，我在非正式场合私下会见了英国职工大会领导人：会见本身是相当亲切友好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双方的观点没有真正的相同之处。不论怎么说，格伦威克事件和关于“封闭式工厂”的争议那时已开始给我们的关系布上阴云。不论吉姆相信与工会“坦诚相见”从策略上来说可带来多少好处，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而当1978—79年“不满的冬天”来临时，我们和英国职工大会的不良关系反而成了我们的一个确定无疑的有利条件。

政府最初在议会拥有的席位比其它所有政党的席位合起来还享有3票的多数，但这一多数在不断地缩小以至于1976年4月消失。我们怎么最有效地利用这一情况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这显然对反对党是有利的，但也存在着潜在的困难。新闻界倾向于夸大我们实际战胜政府的机会，而政府毕竟比起保守党来还拥有可观的选票多数。因此当某些措施勉强得以实施时，我们国内的支持者往往感到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