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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但发表时他的态度没有新的进展。尽管政策研究小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并不好），但没有涉及工资政策这个重要问题，到1978年夏末整个“踏脚石计划”陷入停顿。它对起草竞选宣言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如果在10月份进行大选竞选，竞选宣言对工会改革将提不出什么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5％增资政策的垮台使“踏脚石计划”重新获得活力。工党年会拒绝接受政府的工资政策，基思·约瑟夫立即来见威利·怀特洛和我，对我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场合人们曾建议更换吉姆·普赖尔，现在可以不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而继续前进，这个时机是显而易见的。在11月中我随之安排了一次“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会议。

在这次和此后的会议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会问题开展二场有力的运动的建议。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从来不是“踏脚石计划”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议把所有“踏脚石计划”报告收口总部烧毁。尽管如此，党内意见开始转向我的方向。没有“不满的冬天”的工业混乱，即使进行多少讨论也不足以说服内阁成员、顾问们、议员们严肃考虑工会改革问题。

即使这时他们也需要领导。在这方面我们自1975年以来取得的进展甚少。吉姆·普赖尔作为影子内阁就业发言人所占的位置很容易否决关于工会改革的新政策。尽管在1978年圣诞节前夕我们说服他同意把我们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对自愿进行秘密投票的工会国家提供基金…我们将提供现金用于罢工前的投票费用和工会选举费用…这实际上意义不大。　的确，对一般投票者来说，我们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难与工党的政策区别开来：1978年11月首相提出，如果工会愿意，可以就秘密投票问题立法。

我焦虑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眼看着危机日益增长。如同1974年的圣诞节一样，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没有兴致像通常那样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许多事要做。我阅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1906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1月14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1月7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1月3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制的东西”），拒绝就罢工者的补贴问题进行立法，在评论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时说：“我们想悄悄地处理这一问题……，处理这类问题时息事宁人比大吵大闹要好。”戴维·豪威尔和迈克尔·赫塞尔廷问他对工会领袖的批评的看法时，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批评对工会领袖是公平的，当前他们向会员提出了好的建议，而会员经常拒绝。”

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调子截然不同。”任何权力都蕴含着责任，任何自由都蕴含着义务。多年来工会享有（过去也享有）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正是需要辩论的问题…工会是怎样使用它们的权力的。　我是一名国会议员，我进入议会不是为了使他们取得一个执照，去损害、毁坏、伤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我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我就必须采取行动。“

尽管我注意在进行充分考虑之前我们对具体措施不给予坚定的承诺，我与布赖恩·沃尔登还是历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自然这些变革比我的同事们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赖尔宣布的内容，我们将为罢工前举行的秘密投票和工会选举筹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强制执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项法律，如罢工前不举行投票，就拒绝给予社会保障。我还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业罢工。我宣布，我们将把按照短期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纳入缴税范围，而且，在“封闭式工厂”做工因参加罢工面临失业的人有权上诉。

次日，吉姆·普赖尔在电视台对我的采访讲话作出答复。他说，我们之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