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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一些普通游戏，如“垄断与陷井”，这种游戏很嘈闹，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构思出来的。后来访问美国时我参观了这种交易市场。我与商品的缘分也就到此结束。

格兰瑟姆有了电影院，这的确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乐趣。很幸运，我们的一位名叫坎贝尔的顾客拥有3家电影院。有时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听留声机，我认识了他们的女儿朱迪，她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诺埃尔·科沃德搭当演了战时喜剧《笑逐颜开》，这个喜剧使“夜莺”在伯科利广场歌唱“成为名曲。由于我们认识坎贝尔一家，我的父母比较容易接受电影院这个事物。只要我去看”好电影“，他们就满意。幸运的是这类电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尔和琴杰·罗杰斯的歌舞剧和亚力山大·科达的电影。他们很少同我一起去看电影，但银行节时我们常一起去诺丁汉剧院或去一家大电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里看电影或戏剧的伙伴都是我的同龄人。即便如此也还有限制。一般每周有一个新电影，但有些电影索然无味，放映不了6天，就从星期四开始放映一个新电影。有些人接着看第二个电影，但我们家对此很不赞成。

这种限制也许是有益的，毕竟那时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我已经接触了好莱坞的梦幻世界。花9个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黯黑的电影院里先看新片预告，再看伴以活泼逗趣解说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随后是公众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没有收益》等，最后才是真正的大片。电影的内容涉及很多的方面，从《四根羽毛与鼓》这类帝国冒险片到现代喜剧《女人》（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到今人伤心的悲剧，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台拉·达拉斯》，以及英格丽·褒曼演的电影。看电影时我没有完全忘记接受政治教育。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莱斯里·霍华德和招人喜欢的默尔·奥伯伦演的《鲜红的海绿花》中得到了值得夸耀的的肯定。我父亲一直强调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在詹姆斯·斯图尔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中得到了体现。当在《尼诺奇加》中，苏联的一位严肃的政委受到一顶女人的帽子引诱时，人们不禁捧腹大笑。罗伯特·多纳特扮演的小威廉·彼得和迷人的法国演员查尔斯·布瓦那在《玛丽·瓦莱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仑都有助于我了解历史。

我常常想，我出生在1925年而不是早20年是多么幸运。在30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兰小镇的女孩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广泛的才华，戏剧演出，人类的感情世界，性的魅力，那么壮观而又非凡的风度。这些事物对2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普通寻常的事，而且认为本应如此。格兰瑟姆是个小镇，但每当看电影时，我仿佛在充满梦幻般的想象王国中漫游，使我决心有朝一日到现实世界中去周游。

对我父母来说，现实就摆在眼前，一点也不浪漫。他们并不是由于不喜欢各种消遣活动才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是严格区分群体娱乐和自娱自乐。这一点即使是在经常演出的广播剧和各种竞技表演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也许更有必要，他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参与比作为一个被动的欣赏者要好。有时我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感到厌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义。

有时我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滩。这时同样强调亲身积极参加活动，而不是闲坐着胡思乱想。我们住在可以自己做饭的客房里，这种办法更经济些。早上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园里去做早操。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有水桶，有铲子，当然还有海滩。晚上我们去观看各种杂耍表演，有小丑、魔术、杂技，有老式的演唱，还有口技。这些节目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是非常纯真无暇的。观众很多，我们参加了亨利。霍尔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认为这类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件事本身说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斯蒂芬森外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去看这类演出。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10岁那年。

这样说可能使人听起来觉得外祖母是个很刻板的人。其实并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的着装符合当时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总是穿一件很长的黑色缎袍，上面缀满珠子。在炎热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们的房间来，给我们讲她当少女时的故事。她也讲老奶奶喜欢讲的故事，吓得我们皮肤发麻，譬如说蠼螋会钻到你的皮肤下边，你会生痈。外祖母是个闲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她去世时86岁，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当时的习惯，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办完丧事并且清理运走了外祖母的遗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