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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无论是吃早饭时，还是吃午饭时，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争取提供优质货品，商店的布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柜台的后边有3排用红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屉，铜质把手锃光剔亮、柜子看起来金碧辉煌。柜子上放着大型黑漆茶罐。有时分给我的活是把袋装或箱装的茶、糖或饼干分装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后部有一个凉爽房间，我们称作“老面包房”，那里挂着咸肉，需要剔骨，切成细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附近还是一个担任传教的居士，经常有人请他去传教。他的布道很有感召力，知识性很强。有一天我问他，他布道时为什么用一种“说教的语调”，他听后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开会或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大不相同。

卫理公会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11点，全家去教堂作礼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去主日学校。从12岁起，我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那时我的父母还常去教堂作晚礼拜。

活动太多了我觉得并非是好事。我记得有几次我曾设法逃脱。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当我有时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也是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这种情操正如对我父亲一样对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总有其慈善的一面，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穷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那些勤奋工作略有积蓄的人家，其体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并不轻松。他们生活在刀刃上，担心一旦灾难降临，或者稍有松懈，手头稍有放松，就可能债台高筑，被投入贫困的深渊。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怀着最好的希望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缺少宽容。我记得我父亲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身无分文，带着年轻的一家，来到父母的家门。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好，永远也不会变好，应该把他赶出家门。我父亲的回答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说：儿子就是儿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具有坚定原则的人。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不主张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影响别人的生活。他当市议员和后来当高级参议员时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附近的驻军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搅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人们。同时，他强烈反对（尽管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把星期天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是个女孩，我对这些限制不以为然。但现在我可以体会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亲这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让步。

不因别人持有不同意见或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这些正直的品质在我的少年时期就灌输进了我的头脑。1936年我11岁时得到一本《毕比年刊》。约瑟夫·毕比是利物浦的一个制造商。他挣了一笔为数可观的家产，用其中一部分编了一本宗教杂志，这是一种稀奇的组合，有人物介绍，有家庭哲理，还有漂亮的名画复制品。我当时还小，不知道他宣扬的是通神论（通神论是神秘主义、基督教义和“东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内容有意义，有的内容是胡言乱语。——译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首先，我从中学了一些歌谣，现在即席讲话时我还在引用，因为随着我的成长，我的许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一条船驶向东方。另一条船驶向西方，

它们乘的是同一股风；

是船帆，而不是风，

决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