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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半生名节（3）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又说：“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户部竟如此！”

这里，是在争是非，还是在斗心机呢？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