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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出发，却产生了对于黑客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这种风险当成是一种准自然性的风险，是在领受它所带来的产出时的“必要的丧失”，人应该以技术的态度去防范它。另一种态度是将这种担忧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理论，把这种风险夸大到耸人听闻的程度。（事实上，英国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偷盗计算机元件、破坏网络等犯罪行为的计算机数据的丢失，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大多数计算机数据的丢失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见《光明日报？电脑周刊》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这种耸人听闻的神话信息为野蛮地围捕黑客以维护信息资源的垄断找到了强硬的借口。

围捕黑客的行为令人想起本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出现的围捕麻雀的群众运动，以及麻雀被围捕后随后几年出现的虫灾以及几乎完全是各种人为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让人们意识最能夺去人们口中食的并不是麻雀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况且围捕麻雀的行为本身就是夺去人的口中食的行为之一。）围捕黑客的行为或许能够（虽然也只是暂时地）消除风险，为赛柏空间带来秩序和宁静。但这样的秩序和宁静的惨重的代价常常不易被觉察。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剿杀黑客者的权力对于腐败（以及腐败所导致的具大灾难）同样没有免疫力。剿杀者在大获全胜（我们假定他们能大获全胜）时极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腐败者。出于维护其权力垄断的可鄙欲望，技术独裁者给技术世界和赛柏空间带来的是他们乐于看到的来自萧条的秩序。这涉及到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异端的权力，即犯忌者的合法性依据。从另一面看，这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非法性依据。正如恩格斯说过的，历史上的任何进步都表现为对已被视为神圣的东西的亵渎和冒犯。正是被视为邪恶的冒犯行为才给已经僵死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带来生机和活力。历史上的变革——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科学的，文化的——从“正统”的立场来看都是大逆不道的，都面临着正统势力的嘲弄、围攻和剿杀。

３．５　“红字”与“黑客”

在爱默生周围，聚集了一批美国思想和文化大师。除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等人外，还有一位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极富个性的大师——霍桑（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这里，我们仅就他的代表作《红字》的内容讨论一下“异端的权利”。

与许多西方文学名著一样，《红字》的题材是被习俗所禁止的爱情，即“通奸”（Ａｄｕｌｔｅｒｙ）的主题。这是近现代西方文学大师（如斯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及劳伦斯）共同关注的主题。《红字》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距霍桑所处的时代将近有一个世纪。霍桑为什么要写一段发生在美国诞生之前的故事呢？

与爱默生、惠特曼一样，霍桑关心着美国的文化身份，关心着在这片新大陆上到底诞生了什么。《红字》讲述的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故事（文学史家认为霍桑开创了美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先河）。白兰？海丝特（Ｐｒｙｎｎｅ

Ｈｅｓｔｅｒ）在来到新大陆之前已经结婚。势利而专断的父母让她嫁给了在年龄、性格上皆与他不相称的罗杰？齐灵渥斯（Ｒｏｇｅｒ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海丝特年轻、貌美，热情奔放而有主见，而她的丈夫则性情阴鸷，老谋深算而兼自命不凡。他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象征。

他们匆忙结婚之后，齐灵渥斯登上了一艘远洋轮船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从此杳无音信，而海丝特只身来到了新英格兰。丁梅斯代尔（Ｄｉｍｍｅｓｄａｌｅ）是海丝特所在教区的牧师。他温厚仁兹的人品，他在神学方面高深的造诣，以及在管理教区事务方面表现出的才能，使这位年轻牧师受到了教民的普遍爱戴和教会上层人士的赏识。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顺理成章地陷入到一场大逆不道的，注定要给他们带来苦难的恋爱之中。这段被禁止的恋情因海丝特的怀孕而败露。海丝特因断然拒绝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被投入监狱，孩子在监狱中诞生了。

小说从海丝特抱着刚刚出生的婴生从监狱的大门出来，在监狱前的广场上示众、再次接受审讯开始。霍桑有意略去了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事，因为他只关心这桩通奸案所包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在霍桑看来，监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人类对于邪恶的禁止和惩罚，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强大防线，但它同也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邪恶，霍桑称它为“文明社会的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