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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他这样写道：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向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和的人都是“江湖骗子”。这些被人称为“江湖骗子”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如今再也没有人说他们是“江湖骗子”了，“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从尼氏的“媒体实验室”的历史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到“正统”与“异端”的辩证转换。由此看来，尼葛洛庞蒂等人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离经叛道”。而正是在“离经叛道”这一点上，他们与嘻皮士出身的电脑黑客是相通的。正是因为有了形形色色的离经叛道者，才有了数字时代。如果听任那些循规蹈矩“资深教授”们颐指气使，计算机科学界很可能仍然在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等方面纠缠不休，就像如果对巴黎美术界的当权派们唯命是从，现代艺术就不会出现，至少，现代艺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电脑技术的当权派们没有勇气对既有的技术时代说“不”，他们只追求一种能臣式而非开国者式的成功，他们乐于使电脑为大众时代（在产业和文化上分别表现为工业时代和电视时代）服务，想象不到或不敢想象电脑能瓦解工业时代，开辟属于自己的时代，即数字时代。甚至在数字时代已经来临的美国，也有人仍然遵循着把电脑作为服务、优化工业设施和电视设施的工具来使用的思路，从而导致重大的经济和文化战略的失误。这种思路体现的是一种与离经叛道、闯荡江湖的技术牛仔心态绝然对立的，循规蹈矩、归化正统、寻求安居乐业的技术官僚心态。

４．２　“男孩革命家”

朗登？温勒（Ｌｏｎｇｄｏｎ　Ｗｉｎｎｅｒ）在《从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一文中指出：“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我们美国人必定在某些时候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我们持续不断地再度更新（ｉｎｖｅｎｔ，亦可译为“再度发明”）我们自己。这种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再度再新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初期。”

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发明的民族”（彼德？雷登），还不如说美国是一个“再度发明的民族”。他们的发明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固步自封的发明，而是不断重新开始的发明，他们从来把自己的发明看作是成熟的、完美的，而是永远在进行中的、尚待完成且永远不能完成的。在发明、创新方面，美国人仿佛得了一种强迫症（“必定在某些时候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

温勒回忆了美国人从建国初期直到现在的不断再度发明的历史。“殖民地人反抗乔治三世的成功战争也是一场政治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这件束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身衣。起义的领袖们、开国的国父们在从古代的共和制改造而成的模式基础上，建立了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个人自由与被统治者的认可，直到现在仍然是指导性原则，但政治制度依靠于少数有教养和美德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但没过多久，这种共和制的观念本身受到了来自更加民主化特点的规则、角色和关系的挑战。到１９世纪早期为止，美国人匆忙地断定国家必须承诺使普通的劳动人民获得物质上的财富和真正的独立自主。一个生活在１７５０年到１８２０年间的人经历过三种给个人在事物的大秩序中定位的方式。急剧转变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有什么稀奇之处了。今天，信息时代和赛柏空间的狂热支持者们常常极力强调我们面临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环境，它要求社会的迅速转化。”

前面已经指出，电脑革命是一场不断进行的革命，一代一代的黑客在电脑革命史上是都是一代一代的过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政治的发明、创新上也是如此。可以说，“发明强迫症”或者说“革命强迫症”是各个时代、从事各种业行的美国人的“通病”。适可而止、成家立业、坐享其成等成年人的观念和心态对于美国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革命家来说是相当隔膜和陌生的，对于更新形态的追求是美国人难解的苦闷和渴求。

美国人的这种在发明创新和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