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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胡适之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

李敖的这篇文章显然比其他那些批评胡适的文章客观公正，他没有因为胡适有恩于己而一味吹捧，也没有因胡适战斗性不强而对胡适大加抨击，他只是想还胡适一个真面目，想为胡适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

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引出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场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又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后，很快就有一些报刊转载。

1月17日香港出版的《自由报》上，发表了马五先生（即雷啸岑，为该报社长）的《由文章谈到胡适》，这是对李敖之文第一篇回应文章。马文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褒贬意义都有，可算是缩影的《胡适评传》”。其他表示赞同或变相支持李敖之文的，还有香港《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钩、东方望、田尚明，此外口头支持和书信支持的也很不少。

1．为胡适辩护（2）

当然，反对这篇文章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即李敖所谓的“三大‘评论’”，即《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这些刊物上陆续刊登了很多攻击和谩骂李敖的文章，其中主要有任卓宣的《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政治评论》第10期，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　《文星》第52期，2月1日出版）。

任卓宣，即叶青，他此时正主办《政治评论》。任在文章中把李敖当作“捧胡的人”，他说：“我看了这些话，觉得捧胡的人，颂扬得太过分了；而对于别的更有贡献的人，真可称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深信很多人对于这点会感到不平。就是与《播种者胡适》同时发表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的作者，也对捧胡的人平常那种过分颂扬和抹杀他人的事感到不平。为了为了历史事实，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必须有所辨正。而且我们对那些真正有贡献的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要表示一点客观的公道。”

郑学稼则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因而他认为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是“瞎捧”。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与李敖的文章同期发表在《文星》上，作者是胡秋原，文中观点与李敖文章也很不相同。

2月24日，李敖写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答辩文章，文中说：“不幸的是，叶、郑两先生都不明了这点逻辑上的含蕴关系，都硬把我的意思解做胡适是‘惟一’的播种者，别人却没播过种。”接着他以大量例证，对叶、郑二人予以反击。此稿长两万余字，引据原始资料甚多，其气甚壮。对任、郑二氏而言，是一记强力的还击！

论争在继续。随后任卓宣写了《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郑学稼写了〈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而李敖却懒得理他们了。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1962年1月26日，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在2月1日　出版的〈文星〉杂志。李敖称自己这是在提倡“西化运动和反对提出传统的运动”，是他“从事这种努力的一个起点。”此文的发表，将文化论战点燃得更加如火如荼。

1962年2月25日，叶青主持的〈政治评论〉发表周若木一万多字长文〈论中西文化问题〉，和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前文中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可说是辩护者的辩护者、医生的医生，既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后文则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是“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　，刊有胡秋原七万多字长文〈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和一封“徐道邻先生来函”；3月10日郑学稼在〈政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