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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不仅也为严侨担心起来。

在多次与严侨的夜谈中，李敖大致知道了严侨的一些情况。严侨来台湾较晚，来时还带着爱人，是从福建偷渡来到台湾的。他的母亲此时已在台湾，他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即女作家华严，嫁给了叶明勋；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在台湾，但他的父亲此时却是共产国民党福州市的市长。所以严侨一到台湾，国民党特务就把他请去，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民党特务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国民党的市长，他那么先进，你怎么就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国民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民党特务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时任国民党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并介绍他到台中一中教书。和叶明勋也不无关系。

黄钟之死似乎给严侨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他的酒越喝越多，因为没有钱，他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却没有烂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就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其中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

严侨冒险偷渡到台湾，完全出于自己的信仰，是为了“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工作。作为共产国民党员，此时却陷身台湾“蓝色”的泥沼，难免有所失落，但他的特色是虽然失落却不因此脱离没，相反，他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

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李敖说了一段最重要的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竟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国民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

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国民党销住，被另一个国民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

7．师生情深（3）

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李敖从小就不满于国民党，但他对共产国民党了解也知之甚少，但因为严侨有那样的背景，有那样的偷渡经验，李敖相信严侨的话，答应跟他走，梦想着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这是一个激情焚烧的梦，两人为这个共同的梦想激情憧憬着。

梦想毕竟是梦想，终于有一天半夜里五个彪形大汉闯进严侨的家，惊醒了他的梦，也惊醒了李敖的梦。

严侨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这一年严侨33岁，李敖18岁。

严侨被捕时李敖还不知情，第二天中午，李敖的父亲从学校回来，说起了学校传闻严侨被捕了，李敖听了既震惊又伤感。他马上想到：严侨这一去，留下来的严师母和三个小孩该怎么办呢？当时严侨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儿子严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

此时人人自危，没人敢来照顾这些孤儿寡母，李敖当时休学在家，还是个高中生，家里又穷，实在没有任何收入来帮师母，最后他竟早饭不吃，存一些钱，送给“严师母”，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连李敖的爸爸知道儿子这样做之后都严肃地对他说：“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

过了一段时间，严侨还是音讯全无，在这种情况下，严师母寄希望于亲戚，于是收拾一下残破的家当，带上三个小孩，含泪北上投亲去了。

此后严家没有了消息，李敖也要忙于大专联考，再不能为严侨做什么事了。

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