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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国民党就因为长期养了大批军队，这方面的开支，越到后来，越更高昂。既一方面要逐步加重人民的负担，又另方面变成施政者的严峻课题。为解决这困难，曾推出金圆卷。

史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是于1948年8月以改革币制为由发行金圆卷，取代原本全国惯用法币，定为今后唯一合法币值；并且同时颁令，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个人及工商业团体均必须在规定日期内把法币、黄金与外币全部兑换为金圆卷。否则，将被视为违法，搜获后定充公。基于这一法律规定，多数人也就此照办，全换上金圆卷。

问题就发生在金圆卷贬值上。原先，在发行金圆卷之前，国民政府曾经公布，这次金圆卷的发行，是以国库存黄金、白银、外币为基础，总额限在二十亿内。自1948年8月19日起由中央银行专责发行，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兑换率收兑已往通行法币。同时，限期收兑全国人民及工商业所存私有金银外币，限期登记管理人民及工商业存放外国外汇资产，并将全国物价锁定在同一日的水平上。但是只过了三个月，政府打破两条规定：一、金圆卷发行量超过所定二十亿，二、11月1日宣布取消市面的限价。

其实这是通货膨胀又再濒临失控先兆。那是由于单从改革币制发行，没能根本解决政府财政赤字。究其导因，源于政府入不敷出；最大开支，全为应付庞大军费。由于内战，一方面已造成国统区面积渐缩小，故其所收得赋税亦相对急速下降。另方面为求加印金圆卷支付急需，使币值从而失去了它基本的功能，迅速下跌，物价随着开始狂涨。然后，金圆卷的币值自此江河日下。当国民政府为缓和颓势，突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成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的抢兑人潮。由于政令的反复，更使其金融混乱。至1948年12月，金圆卷已发行至八十亿；到1949年1月，竟突破二百亿。再到5月，发行量六十八万亿。至1949年6月，更增至一百三十万亿；比十个月前最初发行时，增加了二十四万倍。另外，由于金圆券的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一百万元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是因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但又贬值太快，由于早上的物价到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因此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大多数于交易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这种反常怪象，到处普遍出现。

其实，过量发行金融货币，必然引致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高昂。过去国民政府曾通行的法币，亦是因为由于滥印而被取代。史家指出，例如，1937年时中国人民可用100元法币买两头牛，至1947年同样的钱买不到半盒火柴；于1948年8月，改制用金圆卷，人民本以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卷，到1949年5月，以金圆卷在上海买一石米要四亿四千万元，平均一粒米价值一百三十元。由此可见，不足一年，金圆卷的贬值使中间大多数平民百姓几个月内由曾经尚有余粮到其后一贫如洗，尽成穷人。又国民政府败退至广州期间，另推出银元卷，亦转瞬间消失。这段灾难性的金圆卷贬值，随即使国民党大失民心。

此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导致当年大陆如此急剧地几月间政权易手，亦拜国民党内高层四大家族恃权敛财之赐。过去一直持此说者，归罪官僚资本垄断。所谓「四大家族」，是指「蒋宋孔陈」。即是，蒋是蒋介石、宋是宋子文、孔是孔祥熙，陈是陈果夫与陈立夫两兄弟。他们分别在国民政府内长期掌政，从而因为手中操纵军权、外交、财政、党务，把全国的金融当作为个别的资本，通过职权，参与企业，挟政汪法，营私自肥。其中尤以投资及控制当年的中央银行，来实现他们藉法犯法的欺诈贪婪目的。又中央银行亦就是专责发行金圆卷的国家银行。所谓「官僚资本」之说，起自*早期理论家瞿秋白于二十年代针对过去官商勾结垄断全国金融而作的新解释，及后被陈伯达引伸写成一本集中指控国民党内高层「四大家族」如何发国难财的书，并长期地为众多的史家接受。只是，时至今日，新讲法是，当年这个「四大家族」在试图把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资本的运作中，时不我待，匆匆收场，所以，在最后溃败撤走时，未能及时有效外移。其结果是，所得有限。五十年后，他们子孙，已非巨富。

另外在1949年4、5月间，南京、上海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共产党并于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新疆等地区亦继续发行，但其价值皆已接近废纸。直到7月3日，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