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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仪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代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仪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仪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仪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进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仪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已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