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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些年来,老作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谁写的(其实,这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然是他写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题,孙犁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胆小,写起来比谁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集》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是基于他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对方摘用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摘录旧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严肃与荒诞——修改文章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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