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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了“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②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信件的大多数作者，正是共和国的成年公民。

孙犁后来真的极少再用如此坦率的方式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确切地说，他为之辩护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一种原则）。不过，他也没有沉默。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发表各种意见的读者、评论者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赞歌，例如，在一些人的评论文章里，他读到了许多遍这样的字眼：“独具风格”、“诗情画意”、“抒情诗”、“风景画”、“女人头上的珠花”等等。当然，这类字眼，不见得全是讲他的作品；但在讲他的作品的文章里，一个不落地全出现了。对此，他感到了茫然：所谓“独具风格”，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无论什么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他觉得有些评论，不从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感染力着眼，不从反映现实、时代精神以及某一时期人民的思想情绪着眼，而仅仅从某些章节、文字着眼，使读者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只是去“捕捉”美丽的词句以及所谓诗意的情调。对此，虽然是赞扬的话，他也是坚决摇头、不能买帐的：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①无须讳言，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他感到相当隔膜。可以说，这也是他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的一种苦恼，只不过这种苦恼反映在创作和评论的关系上罢了。

苦恼也罢，隔膜也罢，不能否认，在进城以后，直到60年代初期，仍然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季节。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只整理、出版了他的一部著名的代表作《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合集，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现集内各篇作品已分别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以及其它有关散文和诗歌等等（以上作品和文章，也都多次辑印或再版，现已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这些作品，除《文学短论》为评论集，《津门小集》为记叙解放后天津城郊生活的散文小品以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生活的，是他身居津门，对过去的山地生活和平原生活（当然也包括他的故乡）的艺术记录。这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成熟期和收获期，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之后（其中不少已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容怀疑了。

但是，就在50年代之初，他自己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1953年夏天，他从安国县下乡回来以后，曾在这年8月6日致函田间，流露了自己的苦闷：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

俟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①在孙犁给朋友的信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流露这样的情绪了。七年以前，即1946年的4月10日（那时他刚从延安回到冀中），他也给田间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在那封信里，甚至谈得更多：“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②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或许有新的苦闷（包括不曾遇到的更大的苦闷），那也都是以后的事了。此刻，在他经历了上面说的那个收获期之后，他的心情该会有所变化吧？

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方面，他都已尝试过，而且卓有建树。剩下的一个领域，是戏剧电影，我们还可以重开一个话题：

1949年进城后，有位相熟的电影导演，要他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他正在盛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搬上银幕，于是，在这种“洋玩艺”的诱惑下，不免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