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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车出的。我们那会儿都是几平、十几平一间的小平房儿，好点儿一户带个院子，差点儿的几家共用一个院子。夏暖冬凉，夏天电风扇冬天蜂窝儿煤，别提多销魂得了。”

“住那儿的不是画画就是玩儿音乐的，路上总能碰见奇装异服的怪异年轻人，平时除了画画儿唱歌，就是聚在一起喝酒胡侃抽叶子。苗莫不喜欢那里，几次说想再搬。可是我喜欢，在那儿有聊得来的朋友，可以安下心来画画。所以我们很长时间没再挪窝儿。”

“不过，问题是光画画儿不能填饱肚子，得能卖画儿才行。但那时国内几乎没什么个人画廊，也没有艺术区。只有偶尔哪个吃饱了撑的跑到中国来的老外看上了谁的画儿，会买会出钱给办画展。一般红了也就出国了，那也是凤毛麟角，所以留在画家村的大都是穷光蛋。”

“然后又过了两个月，从家里带来的钱快花完了。都大学毕业了，当然不能再跟家里伸手。当时苗莫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新人工资不高，供两个人开销很紧张，而且画画儿总有很多东西要买，尤其是油画，根本就是个要不停填钱的无底洞。我一个大男人也不能靠着女朋友，于是我开始四处找活儿给人画插画儿。可这种活儿很不稳定，还常常被拖欠压榨稿费，或者干脆就要不到钱。”

“就这样，我们过着勒紧裤腰带还想追逐梦想的日子一直坚持着。记得有一次中秋节，我们找了村儿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包了顿饺子。啤酒不经喝，买了好多二锅头，很快大家都醉了，好多人都哭，苗莫也哭了。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发誓：我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待她。”

“再后来北京各处的画家村陆续拆迁，我们终于如苗莫所愿，搬到了楼里。虽说是跟人合租，但感觉上总算没那么边缘了。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房租高了，我和苗莫的日子过得更紧巴了。以前在画家村，偶尔几天没米下锅还能东家西家蹭两顿，可住进楼里就不一样了。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没人管别家的死活。苗莫开始跟我商量，让我先别画了，去找些跟画画儿没关系的工作，先稳定下来再说。我不肯，她哭了一场也没再逼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