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在国内的，她以“梁京”为笔名写了《十八春》、《小艾》两部小说，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对新社会欢迎和拥护的态度。前者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在旧时代被自己的姐姐暗算，做了别人生孩子的工具，丢失了工作，也失掉了美满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顾曼桢参加了政府“工作团”，获得了新生。后者描述了丫鬟小艾的故事。旧社会她在席家遭男主人强奸，遭女主人毒打，受尽了折磨。嫁了排字工人冯金槐后，仍然吃苦受罪，几乎死去。熬到新社会，她的日子才有了起色，病也治好了。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张爱玲，能在写作时把握这样的政治态度，亦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张爱玲很快设法离开了内地，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去美国，从此与故国家园割断了联系。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南玲”与“北梅”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生活选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们的人生追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张爱玲居留香港期间写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其审美价值观念和创作思维与前两部作品完全相悖，原因是它们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两部作品都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像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秧歌》是以解放初江南地区农民金根的故事为主线的。乡下丰收，农民却因为交了过量的公粮，没有饭吃，终至闹出聚众抢粮的流血事件；《赤地之恋》共11章，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刘荃的经历：参加过土改，在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工作过，又在抗美战争前线成了战俘。刘荃之所见所历，好像人间地狱，到处是无情与残忍，背离了起码的生活真实。在乡下，土改工作不讲政策，草菅人命。在上海，政府机关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战友之间互相陷害。党内高级干部阴险狡滑，作风败坏……由于两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分明是作者并不熟悉的生活，因而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完全是漫画式、概念式的形象。小说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而涩滞，丧失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格调。这样的作品，不仅美国出版商“不感兴趣”①，张爱玲自己也说结局“惨不忍睹”②。多年以后，当她的朋友建议她写畅销小说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又不无激愤地说：“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③　这表现的分明是一种懊悔的心情。至少，这两本书的写作割断了她同自己的祖国、故乡的情感联系，给她造成了“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奔”的凄凉心态。而她后来的离群索居，又进一步导致她与世态人生的隔膜和创造力的枯竭，造成了难以估价的损失。

出于对电影的喜好，张爱玲不仅常写影评④，而且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写过：《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情场如战场》（1957）、《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六月新娘》、《人财两得》、《南北喜相逢》（1964）、《魂归离恨天》（1964）、《一曲难忘》（1967）①。

就总体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还是注重揭露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主张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的。不过，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其剧本在揭露人生本质问题的深度上有所减弱，表述方式也变做了嬉笑怒骂，讽刺调侃。写法上偏重于对话而忽略动作、场景的描绘，接近话剧剧本，整体文学水准有所下降，很有急就章和将就观众的姿态。

四

1978年冬天，梅娘获得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影视中心工作，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她犹如生机勃发的老树，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一下子变得枝繁叶茂，花朵满枝。来不及构思小说，她将满腹的话语汇成散文，奉献给读者。她的《为什么写散文》仿佛是一篇宣言，述说了她新的写作追求：“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渴望坦诚的心灵、渴望向善的物事、渴望深邃的爱情，等等等等。”篇末缀上“一九七九　蒙难结业”的字样，预示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梅娘的散文创作就像储量丰富的宝藏，一经开采便喷涌不止。她写过风采各异的游记文章，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汇于笔下：《草原记行》、《云南之旅》、《春城游》、《正定怀古》、《人家尽枕河》、《知音寄语》、《打边炉》等；她写过对文坛故交的珍贵回忆，“为被历史误认和遗忘的人物作见证”②：《我与张爱玲》、《萧红笔下的女人》、《赵树理与我》、《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北梅说给南玲的话》等；她还写过大量的自传体散文《我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大学生活》、《我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