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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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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10）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20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最大的麻烦。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之案，且未可更仆数。试观临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当时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六/不懂政治的军阀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1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60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