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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是要宣传王道乐土啊，这没错呀。这不都是你们说的吗？”也就是说，他只道出了谜面，没有道出谜底，所以日军即使明知被骂，也不愿意承认，只能干吃哑巴亏。这个人他不是语言学博士，不是我们语言专业毕业的，但是他通过巧妙地增加和运用主谓语，增加了主语、谓语“皇军要”、“说是”，就把这个“王道乐土”“不杀人、不抢粮食”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宾语。对吧？在这里，“不杀人、不抢粮食”都成了宾语，宾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人民才是真正的语言大师。我想，在座的各位也许以后有研究语言学的，我希望各位研究语言学的时候，不管你用多么高深的理论，不要脱离人民语言实践。我们有很多语言学者，连街头老百姓的话都听不懂，打出租车连的哥的话都听不懂，然后每天研究汉语的什么化合价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研究的。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3）

不过呢，这个人的幽默，他的幽默，只有电影观众才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假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这儿时我们会笑：这家伙挺坏的。你看他说“说是不杀人”，啊，挺坏的，但是影片中的老百姓听到之后呢，马上想到的是，杀人、抢粮食的魔鬼来了，赶快跑、赶快藏起来吧。他们是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这份幽默的，所以说，真正的幽默者是孤独的。真正的幽默者在幽默的当时不见得拥有很多的知音，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会理解他的，人民会欣赏他的。这是第二个影片。

还有一部影片，也是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其中有一段，日军抓到了几个老百姓，强迫他们唱歌。因为日寇的小军官入伍之前是个蹩脚的小学音乐老师，他假公济私，带领他的士兵到中国来搜集民间艺术。他误以为这几个老百姓是民间艺人，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这个电影就是黄宏、魏宗万他们演的。于是有一个弹棉花的村民，他弹着弹棉花的那个棉弓就胡唱乱唱。他为了活命嘛就胡唱，什么弹棉花呀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乱唱一气。另外几个人跟着他边唱边舞。现在唱歌不都是时兴伴舞嘛，不管什么滥歌星上台，后面一律一个加强排在那里乱舞。他们这么一胡唱呢，日寇军官就以为是挖掘到了民间艺术宝藏，于是那个小军官就指挥他的士兵全部坐下，集体学唱这首棉花歌。于是一群二傻子似的日军张开大嘴唱得如醉如痴。好，这又是一个情节。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是不是幽默。这乍看好像是幽默，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会笑，肯定会笑，有人还会大笑，说日本鬼子真傻。然而这恰恰不是幽默。钱钟书前面已经说了，笑不是幽默的证明书。钱钟书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笑不等于幽默。这顶多可以列入滑稽。平心而论，这只是我们刚才说的“搞笑”；说严肃点，是无聊；说深入点，则是浅薄和肉麻。因为它首先离开了真实。就如鲁迅先生指出，幽默、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个场面，冲淡了抗日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它把杀气腾腾的侵略军漫画成一群弱智的二百五，是吧；把抗日群众歪曲成小品演员，对吧。而这样的情节，恐怕我觉得日本人看了也会蔑视，他们可能会说，你们中国人才那么傻呢，我们大和民族是高贵的，决不会这么弱智。而有点头脑的中国观众看到此处，也不大舒服，虽然我们笑了，但是我们笑完马上就会说这是胡扯、这是瞎编、这是乱来、这是胡闹。那么这是一类什么幽默呢？这是一类什么滑稽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搞笑”。只有什么地方的人才会欣赏这样的艺术呢？只有那些经过长期殖民、被彻底奴化而丧失了正义和良知的人群才会欣赏这样的所谓“搞笑”。我们看一看“搞笑”艺术产生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区、什么地带，中国是没有的，美国是没有的，欧洲是没有的，俄国是没有的，是吧，伊拉克是没有的，以色列是没有的，在哪里？恰恰就在那批长期被殖民、人民的灵魂被彻底奴化、丧失正义和良知的地区，在那些人里，他们用这种纯粹生理性的笑声来忘却自己屈辱的奴隶身份。所以说这是“搞笑”的真正的文化危害。如果这种“搞笑”的声音遍及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那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沦丧之日。

我们看，我上面所举的这三部影片都是抗日的，三个情节都是抗日民众抵抗侵略者的。第一个不是幽默，它是讽刺，它非常尖锐、尖锐得让敌人无法忍受，兽性马上迸发，因为它是正面反抗。发出这个勇敢的讽刺的这个人，她是英雄，这个老大娘是一个英雄。最后一个，它不是幽默，它是耍猴，它幻想的是吃人者和被吃的人和平共处，大家一起纺棉花，其乐融融。那么这个耍猴的人，是小丑。只有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