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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理所当然地担任殿后掩护。一路上，他带兵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掩护庞大的内阁队伍撤退。一有机会，在能够见到戴维斯的时候，他还是指望戴维斯能倾听他和李将军的意见，立即同北军展开投降谈判。可惜的是，戴维斯非常固执，始终没有改变抵抗到底的决定。

当布莱肯利奇的马队到达华盛顿小镇的时候，戴维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经离去。这就是布莱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说服戴维斯的机会。

这个时候，兵荒马乱，镇上到处是南军的败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人心一乱，军纪开始涣散。布莱肯利奇在华盛顿镇停留期间，依然履行他战争部长的职责。他要处理戴维斯留下的大量钱币和文件。他命令给南军士兵发饷。对那些队伍已经散了的士兵，他下令告诉他们，南军司令已经投降，他们可以在北军到来的时候，向北军要求签发证明文件，然后平安回家。对那些队伍建制依然存在的士兵，他下令士兵们要服从命令，保持纪律，不得骚扰民间。

他安排了一大笔钱，交给镇上同南北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民间贤达，要他们在北军来到以后将这笔钱交给联邦政府，并且说明，这笔钱将用于将来戴维斯总统在法庭上的辩护费用，因为他预料，他们的总统被控以叛乱罪而上法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来，要求妥善移交给联邦政府。

在这些文件里，有他调查的这样一个案子。

战争后期，有不少黑人加入北军。1864年10月，在一次战斗结束以后，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叫做罗伯森的南军军官，纵容手下的士兵，在战场上搜寻受伤的北军士兵，找到黑人伤兵就当场杀害，一共杀害了一百多个北军的黑人伤员。这一事件后来泄露了出来。差不多同时，布莱肯利奇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布莱肯利奇一上任就下令调查这一事件，传讯证人、收集证据。他认为，杀害对方伤员和俘虏，这是一种决不可饶恕的谋杀罪，必须受到法律惩罚。而调查和起诉这一罪行，是他这个战争部长的责任。以后的半年里，虽然南方邦联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阶段，他一直没有忘记要起诉这项罪行。可惜的是，尽管罗伯森一直追随在戴维斯周围，布莱肯利奇在掩护戴维斯撤退的一路上，却一直没有机会逮捕罗伯森。现在，他知道南方已经瓦解，他没有机会亲自把罗伯森送上南方政府的法庭了。他把有关这个案件的调查文件和证据都留下，要求把它们转交给北军，将来由北军来把罪犯绳之以法。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莱肯利奇给随行人员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领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带领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总统还在逃亡，他就还是内阁成员，还有职责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听总统的行迹，一面放慢自己的行军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把追击的北军吸引过来，以保护总统。最后，他得到了戴维斯已经被北军逮捕的消息。他和随从逃到美国的最南端，弗罗里达州的海边。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小船，取名“无名号”，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时候，古巴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幽默。1865年的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从总统戴维斯开始的所有官员，惟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原来的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没有像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把南方政府的官员控以叛乱罪，送上法庭。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其中包括一位黑人仆人，这位仆人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奴隶。他为这位黑人写了证明信，宣布这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并借助自己在南方的威望，用自己个人的名义要求沿途的南方人善待这位黑人。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44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相认了。

战后三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居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在那儿他可以看到边境另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