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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和签证就寸步难行，特别是要从旧奥匈帝国到另一个国家，可是大大地不易。在帝国分裂后的几年间，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特别制定出严格的出入境法来刁难来自邻近国家的旅客。申请护照，光是排队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而且每每因为文件不对，或是不知道要准备何种文件而跑好几趟；同样地，办签证时，又要排几个小时，并来来回回地跑。当然，这一切都得亲自办理，随行家人也要一同前往。到了边境的检查站，大家也必须再排队，一等就是几小时，而且不管刮风下雨，一律在外头等待；到了海关，又得重复一遍这样的步骤。因此，在1919年的夏天，奶奶宣布要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去探访前一年嫁到那儿的大姑姑时，大伙儿无不大力劝阻，希望她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然而，奶奶一旦下定决心，没有人能让她回心转意。

当时，爸爸是奥地利经济部的高级官员。奶奶没有告知他，直接到经济部去找那儿的信差，要他办好了。过世的爷爷是英国臣民，不用问，大家都知道，他已过世20年了，但是她还是取得了一本英国护照。奶奶在维也纳住了一辈子，因此也拿到奥地利护照。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到布拉格出差，就在那儿买了栋公寓，当然，他去世后，房子也卖了，不过这一点却不必向当局报告备案，因此奶奶又取得捷克护照。然后，她又写信给布达佩斯的大姑姑，要她帮她申请一本匈牙利护照。之后，又如法炮制，取得了四本护照所需的签证。

第1章　老奶奶与20世纪（6）

爸爸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大声吼道：“部里的信差是公仆，岂能私用？”

“当然。”奶奶说，“我知道这点，不过，我不也是国家的一分子？”

而且，我因为将陪奶奶出国，也取得了所有的护照和签证。于是爸爸问：“为什么您一定要彼得陪您去呢？”

“你不是很清楚吗？”奶奶说，“只有我在一旁他才会练琴。这孩子天分不高，少了两个星期的练习，影响可是很大的哟。”

我们到了边境时，警察命令大家把所有的行李拿着下车。直到最后一个人通过月台末端的检查站时，奶奶才从座位起身，一手拿着黑雨伞和购物袋，一手牵着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检查护照的办公室。等我们走到那儿，差点就关门了，而且服务牌已经取下。

办事员对我们咆哮：“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

“你那时不是忙得很，”奶奶说，“因此叫大家排队办理吗？”接着，啪的一声，她把四本护照丢在桌上。

那人吃了一惊，说道：“没有人能拿到四本护照的。”

“你怎么这么说呢？难道我不是‘人’吗？”

这个办事员被奶奶打败了，他柔顺地说：“但是，我只能盖一个章。”

奶奶又发火了：“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男人，而且还是个官员呢，而我只是个笨老太婆。你何不帮我挑一本，让我在兑换匈牙利货币时，得到较佳的汇率？”

他盖好章，奶奶就把所有的护照收好，放在购物袋里，对他说：“你真是个知书达理的年轻人，帮我提行李，带我们过海关吧，这么重，我自己实在提不动，”又朝我点点头，“我还得照顾这个小男孩呢。我每天都要盯着他，要他好好练琴。”这个原本目空一切、傲慢的办事员只好乖乖照做。

�1920年秋，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党执政，社会*党成为反对党。两党互相倾轧，组织武装，准备进行内战。20年代似乎特别漫长，奥地利慢慢地被掷入内战之中。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最大城市维也纳，天主教的保守势力也不甘示弱，攻下了其他地区。两方互不相让，而且拥兵自重，争相从国外购买武器，等待最后摊牌的一刻�。到了1927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都在想，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谈判结果宣布后，不满的一方一定会抗议，利用示威*发动攻击。问题是——谁是打输官司的那一方？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那一天，大家纷纷躲避，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只有奶奶例外，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在街上散步。在她的公寓一两条街外有所大学，她那天从那儿走过时，注意到学校那平坦的屋顶和往常不同。当时暑假刚过了一半，学校的门都锁着，然而奶奶还是知道如何找到后门，从那儿的楼梯爬上去。她就这样一路拖着大雨伞和购物袋走了六七层阶梯爬到顶楼。乖乖，上面聚集了一整营身穿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正瞄准下方的国会广场。（这种防备并非虚张声势。几个小时后，果然发生暴动，暴民焚毁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