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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社会和定义生命一样难以做到。首先我们与社会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迷失在一堆令人困惑的复杂细节之中而见不到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且，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无法看到社会的全貌。最后，没有一条清晰的分水岭或一个点可以表明非生命向生命，或者非社会向社会的转化。不过，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活的躯体生命终止而成了一具尸体。我们也知道人体的心脏如果不再跳动，肺停止呼吸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有生命的躯体。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或者一息尚存，那么仍是一具活着的躯体，否则，就只是一具死尸。与此类似，虽然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功能性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各有其身份是建立社会生活框架的基础，而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则塑造了这个框架内的格局：它使社会具体化，并创立各种社会制度。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而且只有当权力合法时，才会有社会结构的存在；否则，就只是一个仅仅依靠奴隶制度和惯性维系的社会真空。

序言（6）

人们自然要问这些标准之中哪个更重要，或者，这些社会生活的准则哪条要摆在首位。这个问题和政治思想本身一样古老，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政治理论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还有社会目的优先论和制度化组织优先论的问题上。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古人和圣贤的尊崇，然而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在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核心本质正是支撑它们的两个支柱，其中一个是概念性的，比如信仰、目标、愿望和价值；而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比如事实、制度和组织，这两个支柱缺一则不成其为政治。纯粹的理念可能成就健全的哲学或伦理学；纯粹的实务可能成就健全的人类学或新闻学，但是，它们无法独立成为健全的政治学或者根本就不是政治学。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等同于群体和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它象征着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也象征着群体与个体的结合；它从社会的意义表达了个体的目的，也从个体的角度表达了社会的目的。所以，从群体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个体的存在易于理解且合理，从个体的观点来看群体亦然。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他没有社会地位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存在。只有当社会的目的、目标、观点和理想对于个体的目的而言是合理的，这时，社会才有意义。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功能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体现在目的的同一性上，在这种目的之下，个体除了社会生活别无个体自己的生活，个体除了社会目标别无自己的目标。这基本上是那些希腊大政治哲学家们，尤其是柏拉图所持的观点；而苏格拉底学派对于诡辩学派的抨击大体上是针对个性中的“个体主义”概念。苏格拉底学派的“城邦”（polis）的观点是绝对的集体主义，这意味着在群体和个体的目的之间、群体和个体的力量之间、群体生活和个体生活之间根本没有清晰的界限。但是同样也可以设想除了从个体的目的和个体的生活来看，根本也没有群体目的和社会生活可言——这种观点是19世纪早期极端的个体主义观点。

对于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来说，社会是不合理的、无法琢磨的和不成型的。由于缺乏社会功能和身份使得个体从群体中脱离出来，这种“无根”的个体或被抛弃的个体看不到社会的存在，他所见到的仅仅是恶势力，这些力量在他看来仿佛可以理喻，仿佛又没有意义，仿佛可以看得到又仿佛完全摸不着，不过这些力量绝对无法去预测。这些力量决定他的生活和生计但是不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些力量。他就像是一个被蒙住了双眼的人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玩着赌博游戏却不知道游戏的规则，然而他赌的却是自己的幸福、生计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个体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于社会和个体来说同样重要。

除非个体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与社会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无法理解和容纳他。一个反社会、没有根基、无法融入社会的个体不仅会显得缺乏理性，而且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