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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

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处理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事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当时，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清政府派出吴大澂和续昌两人到朝鲜。他们于1885年元旦抵达汉城，即阴历十一月十六日。两人的任务是“查办”。

吴大澂在日朝谈判中处于幕后，为朝鲜方面出谋划策，有时候也就是命令。他来到朝鲜，一直代表清政府独揽朝鲜大权的袁世凯等于被解除了职务。

“来了正牌货，我就靠边了。”袁世凯转动着眼珠说道。

“什么叫正牌货？”吴大澂不由得笑了。他五十一岁，袁世凯和他儿子的岁数差不多。

“就是有响当当的出身。”

袁世凯在进士出身的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何况吴大澂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是知名学者，就使他更加自卑了。站在他们面前，袁世凯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货。

“不过，你干得很出色。”吴大澂说道，“另外也找不出办法来。如果要干，就得那么斩钉截铁地干一场。”

吴大澂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低，然而，被查办毕竟是不愉快的，况且又停止了代表清廷的职责，无怪这个年纪轻轻就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要抱怨了。

正在这时，从家乡来了一封信，原来是养母牛氏病了。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叔父袁保庆无子，就把他过继了。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过继，而是正式收养为嗣子。袁保庆的妻子牛氏虽是女流，但颇有学问，既是袁世凯的养母，同时也是业师。不爱学习的袁世凯勉强能写写文章，能写一手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养母牛氏。

“唔，回乡！”他叨念着，把母亲的信装进信封里。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新抽出信来，反复观看。这令人思念的字迹，还是那么秀丽动人。

没有变化！从字迹上感觉不出母亲有病。

“难道又是……”袁世凯怀疑起来。

十八岁时，他随同叔父袁保恒赴河南赈灾，协助公务，忽然接到牛氏病重的信，慌忙赶回项城。

牛氏身体不算健壮，但回乡一看，也并不特别危险。后来袁世凯自己推测，是因为他在叔父任地同赌徒无赖发生纠纷，本打算隐瞒，但终于被母亲知道了，于是假借重病为由，把儿子叫了回来。

这次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

1月11日，日、朝之间协议签字后，井上馨便带领竹添公使等人离开汉城。第二天，在仁川祭祀战死者，下午四时乘“近江”号轮船踏上归途。这似乎是在说：没有必要久留。甚至拉出一副架势，下一个谈判对手就是清政府。

清廷同日本的谈判地点将在何处？

不在朝鲜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井上馨离开了朝鲜，不作久留，那当然只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