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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话，幸亏他的身体底子还有另外一些良好的素质（依我们看，主要是他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否则，将不容乐观了。事实也如此。这年秋天，他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②最悲伤的是妻子，她常常在一边悄悄地哭，想不出丈夫为什么生病，而且一病如此？倒是老母知子，对儿媳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但这也只是“知子”而已，对于儿子的病，她也是悲观的。这时康濯由北京来天津看他，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那可怕的病情，其实是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毫无精神准备的亲友，一下子都慌乱起来了。

前面说，他是写到《铁木前传》第十九节时发病的。这一节是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这一节只有千来字，主要是傅老刚和九儿父女两人的对话，它竟数次提到了劳累、生病和休息这些事，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他那紧张到了极度的神经系统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自然，小说情节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甚至于不以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这一节的文字气氛也够凄凉的了，它不能不给作家那善感的、容易激动的心灵以刺激。

原来，傅老刚和黎老东两个患难老友吵翻了，九儿和六儿那本来应该朝着爱情发展的关系，也只结出了一个苦果。这是一个冬夜，满天星斗，月亮又圆又明。但在这样晴朗的夜晚，父女俩各人心里都装着心事，或者说，他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咀嚼这只苦果，或者，他们还想到了别的，例如那久别的也许今生不能再见的东北老家……总之，这样一个晴朗、皎好的冬夜，反而给这一老一小的心境平添了许多凄凉：这两天，父亲注意到女儿很少说话，他以为她是太疲累了。他说：

“今天，有几个互助组，给我们拿来一些工钱，这些日子，我帮他们拾掇了一些零碎活儿。我不要，他们说我们出门在外，又没有园子地里的收成，只凭着手艺生活，一定要我收下。我想眼下就要过年了，你也该添些衣裳。”

“不添也可以。”女儿低着头说，“过年，我把旧衣裳拆洗拆洗就行了。爹的棉袄太破了，应该换一件。”

“我老了，更不要好看。”父亲说，“村长和我说，他们几个互助组，明年就要合并成合作社。村长愿意我们也加入，说是社里短不了铁匠活儿。我说等你回来商量商量，你帮我想想，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

“我愿意加入。”女儿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父亲兴奋地说，“……村长还说，他们也希望六儿家参加，那样，社里有铁匠也有木匠，工作方便得多。可是黎老东正迷着赶大车，不乐意参加。这些日子，我总见不到六儿，你见到他了吗？”

女儿没有说话。

“你不舒服吗？”父亲注意地问，“怎么看你吃不下？”

“不。”女儿说，“我只是有点儿累。”

她到外间去收拾锅碗。

“我和黎老东吵翻了。”父亲在里间说，“这只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只是两个老头子的问题，算不了什么。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没有放在心上。”九儿说，“今年冬天，我看着爹的身体不大结实，我希望爹多休息休息。”

“你不要惦记我。”老人笑着说，“我这病到春天就会好起来的……”

九儿给父亲铺好炕，带上屋门，到女伴们那里去。

……九儿在院里停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父亲在吹灯躺下以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写完了这样一节文字，他就病倒了。病中，他“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①这一节文字仅有二、三百字，但是，它是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且用了诗的、咏叹的句子。这时，已经是1956年的初夏了。

3月，他刚刚跌倒时，在医院里缝了几针，还能走路。同志们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外出旅行。那时他刚进城不久，并不很怕出门，且好一人独行，于是选好地方和路线，带了介绍信就上路了。

这是5月初，是坐火车，第一个目标，正是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向往的济南。下车时，是下午一、二点钟，坐了三轮去山东文联，当时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的王希坚（通俗小说《地覆天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