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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写新篇,统一内容,串连故事,居然弄出一个用一本旧公文簿剪贴、抄录而成的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人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云云。这位导演把后者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封面上是茅盾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可惜孙犁没有看到这张纸。另一位负责人的批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孙犁说:“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①关于他要写电影脚本的愿望,就这样化做了泡影。但事情并不就此完结,他的小说,如《荷花淀》、《风云初记》等等,后来终于被人搬上了银幕。不过,他那时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当有人提出改编,他便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当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他便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他心里明白,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借助科技成果而展现的综合艺术,风格云云,因人、因事而异,还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吧。
他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仅寥寥数棵,而且不像自然生长的,像是插上去、做布景的。他记得萧洛霍夫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是那样宏大而充满生机,相比之下,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恋爱得再热烈,也令人觉得寡味了。在他看来,在这里就已经损失了原作的风格。
他也记得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赛马一场戏,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看台上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这一个细节,就使影片再现了托尔斯泰长于心理描写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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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犁认为:“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①
这样,虽然他在电影这个领域里的尝试遭受到了挫折,他对这门艺术的了解和修养,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上所说,从进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难、误解和挫折中前进的,但他终于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说过,从事写作正如爬山,要有“处下不卑,登高不晕”的气概②。他就是这样做的。
生病和旅行
1956年3月,孙犁正紧张地写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节)。这天午睡起来,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面颊跌在书橱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报社同人把他送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
从这时起,长期劳累的身体终于暴发为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前面做过一些介绍。他自己这样说过:“我身体素质不好,上中学时,就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后来在山里,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中午一个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树下去静静地躺着。”“但我对于这种病,一点知识也没有,也没有认真医治过。”①在标明为“芸斋小说”的《无花果》②里,说得比较具体——他说明过,这些小说其实是纪实,今一并引述如次,作为参考:“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这就难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脏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里,说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伤。患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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