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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欲聋的声音炸裂开来，每个人都捂住双耳，街边伫立着一群围观者。当时蒙城还没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你们为什么给店取名‘闲人火锅店’？太滑稽了吧？”那个陌生人待大家重新坐定之后问。

�“这是我和贾卫东的又一次狼狈为奸的合作。”赵卫彪闪烁其辞起来，“新事物！这是新事物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南巡精神呼啸着掠过神州大地，全国上上下下每个角落乒乒乓乓响作一团，干嘛呐？——摔铁饭碗的声音！全国形势是一片大好，各位注意，是大好不是小好，这种形势必然导致产生和扩大一个新的阶层，就是闲人阶层……”�

“说得好听，不就是无业游民嘛。”舒怡打断他的话，“总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复辟吧。”�

“别插话别插话！”赵卫彪摆摆手，接着说，“随着大批文化人闲人化，边缘化，为闲人阶级注入了新的血液，现在的闲人阶层是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混合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他们腰包的膨胀骨头的发育变硬，不久的将来这伙乌合之众就会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们失去的只是贞操获得的将是快感！大大的快感！……爽！”�

“精辟精辟！”我们都喝彩，王文革说，“你这样说我们放心了，哥们就怕别人骂咱们不长进，没有历史责任感。”�

“我看你们一个个好高鹜远，不切实际，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生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似的，好象谁也对不起你们一样，好好的工作不干，却要去做无业游民，不可理解！”陈光伟海吃海喝一阵后说，他的话立即招来群攻，贾特派说：�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中闲委’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扩大队伍，壮大力量，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的，离开公家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加入‘中闲委’，就象陈光伟这样的人，还有李亚非。”他又指着我，“不让国家白养着而不惜做流氓这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在国家财政多困难呀，那么税收干嘛了——统统吃掉了！粥少僧多，肉少狼多，拉屎的少吃屎的多——吃饭财政嘛！科教兴国还搞不搞？三峡工程还修不修？航空母舰、航天飞机还造不造？奥运会还开不开？……什么建设也干不了，吃闲饭的人太多啦！。”�

“时代需要流氓，时代召唤流氓！我们不做流氓谁去做流氓！”王文革一口饮尽一大杯啤酒，无限悲壮地感叹。又用《毕业歌》的曲调唱道，“今天，我们是社会的流氓……”我们马上接唱下句“……明天，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胡闹一阵之后，忙不迭地往锅里下菜，往各人杯里添酒。�

酒至半酣，我们都有些醉意，到最后谁也不愿收拾狼籍的桌子。我提议以划拳定胜负，结果我输给了所有的人，舒怡不会划拳，不得不和我一起收拾残局。他们几个便在外屋颠三倒四地说些酒话，极力抚今追昔，手舞足蹈，时哭时笑。�

和舒怡单独在一起，我们俩都不免尴尬起来，这事出有因，确切地说是一次切肤之痛。事隔数载仍历历在目。高中时有一次学校文艺汇演，大概是“一二·九运动”若干周年纪念，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穿着羽绒服。我们文科班上演的是根据语文课本上的《白毛女》一课扩充后改编的同名话剧。我是该剧的编剧，导演兼黄世仁的扮演者，喜儿的扮演者当然是舒怡了。老实说，我力排众议甚至不惜得罪舒怡的狂热追求者贾卫东，还断然拒绝他一双旱冰鞋的贿赂，坚持由我亲自出演黄世仁并非我的形象或演技都非我莫属，而是出于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青春期初级阶段的一个秘而不宣的小动机，仅仅用嫉妒心或别的字眼很难解释我当时的行为，但多年以后我在大学图书馆才知道这一行为的诠释只能从弗罗伊德的理论中去找。而且我可以轻易达到我的目的，因为当时我是语文科代表，又是班主任和校领导唯一指定的导演兼编剧，我掌握着整个剧组的运作和每个成员的命运，谁也不敢违抗我的旨意。当时我也搞不清我为什么还是让沮丧的贾卫东出演大春，或许是因为整个演出中并无多少大春和喜儿单独见面的机会。或许是我对他的不幸的一种补偿吧——哥们嘛。�

戏中只有黄世仁和喜儿有几处身体接触，在处理黄世仁糟踏喜儿一幕上，我们的原则是既不回避篡改，也不渲染发展，一切都点到为止，这也是校方的意思。最后设计为我说一些诸如“只要你依了我……”之类下流无耻的话后一把搂住喜儿腰肢，她抽我两大嘴巴并大叫一声救命就立即拉拢大幕。可能是拉幕时贾卫东看见我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