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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同盟军组建至今，不足两月便为国收复省城一座、县城十余座，国土近万平方公里，不知罪在何处，如今既要抵挡日伪之进攻，又要对付中央军之围剿，玉祥无奈，特通电全国，请社会各界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此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掌管一方的大员们，有致电国民政府五院院长的，请：“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当采断然措施。”有的直接发电给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应以国家为前提，民意为向背，不应为个人所用，为乱命所操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又因为对抗日同盟军实施围剿的兵力还未全部到达指定集结地点，军事布置尚未全部完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遂令停止对抗日同盟军的进攻，七月下旬国民政府的要员齐集卢山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冯玉祥实施制裁和消灭抗日同盟军。

（一百七十九）

争论很是激烈，意见各有不同，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冯玉祥擅立军政名义，名曰抗日，实乃包藏祸心，抗日同盟军必须予以坚决消灭，又冯玉祥一直有亲共之嫌，并与中央分庭抗礼，蛊惑人心，擅立军政名义，破坏政府之国防计划，应予以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另一种意见是“冯玉祥为人正直，朴实无华，爱国之心如赤子之对父母，当予以支持。”两种意见争论良久，胜负不分，所谓不分者原因是持第一种意见者人虽少，而权重，持后一种意见者人虽多，但权轻，因而相争，而不相上下。蒋介石见两意见争执得相持不下，乃说道：“一个国家只能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支军队，异党异军乃肇乱之源，为了使国家之政令，军令得以统一，因此，不管以任何名目为由所组织的党派，军政之名目都必须予以取缔和剿灭之。”蒋介石的一番话平息了两种意见的争论，会场上顿时出现了如一潭死水般的静谧。这时一位声名显赫和冯玉祥私交甚好，一贯钦佩冯玉祥为人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的国府要员孙科发表意见道：“冯玉祥抗日深得人心，如中央一定要剿灭抗日同盟军的话，中央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今之计，只要冯玉祥放弃抗日同盟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中央则不必对冯玉祥给予任何手段地处理，也不必向察哈尔增兵，我相信双方定能自然罢兵。根据我国现在之国情，更加需要安定，不发生内战为好。”于是最后议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头目，煽扬赤祸。事关察哈尔省之存亡和全国之安危，政府万不会因循迁就。”在卢山开会期间，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继续调兵遗将，及至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时，何应钦已经调集了十六师对抗日同盟军采大包围之态势，并渐渐缩小包围圈。还动用了两队战斗机，准备迅速剿灭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接到此通牒大怒，于七月三十日再次通电全国：“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则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到了11月初，中央军、日军及伪张海鹏部对抗日同盟步步进逼之合围使包围圈越来越小。外无实力响应，内有财政困难，抗日同盟军中有些将领开始动摇，有的将领甚至投奔蒋介石，掉转枪口向同盟军发起攻击，冯玉祥深感形势严竣，又怕引起内战，为日本人所剩，思之再三，乃召开抗日同盟军军政大会。冯玉祥道：“现在抗日同盟军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竣。为了化解中央和抗日同盟军的矛盾，我本人决定走去位全军的道路，辞去抗日同盟军军政委员主席和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务。并希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能回察哈尔主政，同时建议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同盟军。这样抗日同盟军能在宋哲元的掩护下保存一些力量。”

（一百八十）

众人闻听冯玉祥要去位出走，遂一致苦苦挽留。吉鸿昌说道：“鸿昌愿总司令能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亦史帛留芳。”冯玉祥道：“前程已是举步维艰，只好激流勇退。”“依鸿昌看，在国难当头之际，只能是激流勇进。”“时事难料，人心险恶，连最高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我不暂作退避，处境更难，各方的误解可能会毁我一生的清白。再说我不辞去抗日同盟军之所有职务，中央必不罢休，非彻底剿杀不可，此十余万弟兄之组成，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