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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45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30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1942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

“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　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　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　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　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