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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的原理已经改变。“以美国新总统为首的政治集团”已经“同意放弃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好战的只是美国的参谋部和具有法西斯倾向的组织那样的“极端派”，而这些极端派已经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分歧”而很容易地被“孤立”起来。他们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强调“武装起义和内战必须视为灾难而加以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庸俗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只要扩大*，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对垄断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逐步的改革，就可导致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质变”，从而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宣称他们不是单纯依靠“议会道路”，而是主张党要进行群众工作，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成功的干预”，迫使垄断资本集团把经济与政治职能“移交给国家”，从而实现“全民对国家的领导”。陶里亚蒂说，他们这条道路是“作为当前情况下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世界战略的一个原则”而提出的，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用“一般*”来补充无产阶级专政，使之成为“全民国家”。意共另一位领导人声称“*的*主义是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意在否定列宁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是一位在国际共运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注］，他又一向标榜“多中心论”，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同苏共领导在二十大以来宣扬的观点是互相呼应的。为此，中央决定要准备一篇“驳陶里亚蒂”的文章，对他提出的一整套我们认为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给予批评，特别是对我党立场观点的歪曲与攻击要给予澄清和回答。［笔者按：现在看来，不能说陶里亚蒂的一整套论点全是错的，其中有些论点包涵着正确的和合理的成分，而与苏共某些教条化了的理论与实践存在差异。例如，针对斯大林提出存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陶里亚蒂主张实现“统一的世界市场”；针对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缺乏*与法制，陶里亚蒂主张应用“一般*”来加以补充，这一观点同他认为个人崇拜现象同苏联体制有关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此外，他主张“多中心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按中央的部署，打算首先选几个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打转的追随者与之交锋，但现在看来，陶里亚蒂同那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是有区别的。］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4）

为了起草这篇“驳陶里亚蒂”的文稿，8号楼工作人员阅读和研究了陶里亚蒂的有关言论和意共中央决议以及意大利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大量资料，于1962年12月12日拟了一个初稿。12月16日晨在吴冷西主持下进行讨论修改，下午陈伯达参加进来，在陈的主持下又修改了一个稿子。这次的主要修改如下：（1）初稿标题为“陶里亚蒂往何处去”，陈伯达认为还不够劲儿，改为“陶里亚蒂的堕落”。（2）初稿第三段提到“意共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我们对意共同志和意大利人民一向怀有敬意，令人惋惜的是，近几年陶里亚蒂及意共领导有许多奇怪的理论和实践，说明他们离开马列主义越来越远了。”讨论中把意共“有许多奇怪的理论与实践”这个短句中的“实践”二字删去。因为考虑到意共日常进行的实践活动（包括议会活动和群众工作）不能说全是错误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从理论上论证只要通过这类活动，不需要在条件成熟时取得政权，就可以逐渐进入社会主义。（3）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陶里亚蒂一方面同意莫斯科声明谴责南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否认资本主义已在南复辟。我们囿于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成见，在初稿中驳斥了陶里亚蒂的看法，陈伯达在修改时又加上了两个他自己发明的新概念：一说南斯拉夫把工厂交给“生产者集体”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是一种“特殊的官僚主义所有制”；一说南斯拉夫国家性质已经改变，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

12月17日，*主持书记处会议，对12月16日送审稿进行讨论修改。小平同志通常的工作方式是：如果他认为稿子已基本成熟，就让起草者在会上一段一段地宣读，他和其他中央同志有什么意见当即提出，由起草者在行文上加以落实，接着再读一段，这样把全篇修改一道，就让我们带回去发排；如果他认为稿子还很不成熟，同中央要求有较大差距，他就让大家先议论一下，对这个稿子总体上有何看法，有何修改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就不要起草者在会上一段段宣读，他也不提具体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