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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郊区，是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士的独子。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律师。与新闻发生的惟一联系始于童年时在睡眠前听收音机里的犯罪新闻，及十几岁后开始看的CNN一线报道。他在高中是个差生，未能进入大学，在开创“德拉吉报告”前，一直是个低级店员，文化水平甚低，甚至连拼写都不过关。

就是这样一个“nobody”，借助互联网与执着的“扒粪”精神和可贵的运气，成了今天的媒体界的“somebody”。《德拉吉杰作》出版后，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评介。此时他依然坚持：“我没有学习任何新闻学，一切不过是欺骗而已。”

从个人角度来讲，德拉吉的确具有标志意义。有人将之比作为“猫王”，因为当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扭着屁股出场时，50年代的成年人的确对此不屑一顾。或者，他更接近拉里·弗林特，这位色情出版业大王，背负着大部分人的指责，却被一位法学教授赞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范围”。更极端的人，将之视作为当代的汤姆·潘恩，这位美国的奠基人之一在写作《常识》之前，是一位饱受辱骂的异教徒。当然，德拉吉更愿意说自己是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但是鲍勃·伍得沃德公开地斥责德拉吉玷污了新闻业。不管怎么说，麦特·德拉吉注定成为一个反抗传统、挑战权威的符号式人物。在一团混乱中，德拉吉让自己成为如猫王的摇摆、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与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一样永久的历史符号。

到这里，笔者希望各位能从德拉吉神话的浪漫中摆脱出来，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如何清晰地面对新闻业的责任。在技术、公众低级趣味对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愈发明显的今天，新闻从业者显然不能说，“我只提供不顾真假的事实，让公众自己去分析”。因为新闻业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扒粪”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它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讲过，由于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社会愈来愈功能化，新闻记者成了联结广泛的外部世界与个人的惟一纽带，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自我反思与学习的能力，在现实的报道中引入客观而崇高的情感。由于报刊已经成了大众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成为联结高级文化与普通群众的纽带，将人类文明中最精髓的东西通过报刊传达给公众。

我们的麦特·德拉吉先生当然会嘲笑这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理想”。我们当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样奋起反抗媒体集团由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卖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的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所凭借的手段绝不是“诽闻与道听途说”。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疫情状况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个的感染案例却涵盖了其余60亿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人心并未因此而安全。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对新闻业的真正考验，是它质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惯性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气氛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想像成斗士，代表着正义与弱势一方，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余的大部分，则感慨时运不济，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在漫长的前行道路上，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看到被阻拦在一座山峰前，便只是抱怨，单纯地认为只要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现今大多数的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像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试图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就像20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电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