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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尽管包括紧接着的琳达·特里普与保罗·琼斯在内的一系列与白宫有关的丑闻最终都不了了之，但它们都成了当年媒体最热门的话题，而德拉吉则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德拉吉神话开始隐隐出现—一个人引导了整个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向。

1998年1月17日，“德拉吉报告”上贴出了一条新闻：“在最后一分钟，《新闻周刊》枪毙了一篇必将动摇华府政治基础的故事：一位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这则新闻快速传播，引人震惊，但大部分媒体不作反应。直到星期天晚上，德拉吉终于将那个实习生的名字贴到网上—莫妮卡·莱温斯基。

德拉吉依然是从一个隐秘的消息源获知这一新闻的，同时他还知道那位迈克尔·伊斯科夫在调查凯瑟琳·苇利时就曾提到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个名字。而《新闻周刊》因为缺乏更明确的证据，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惊天的新闻。接着，“德拉吉报告”再次贴出这样的标题：“水门事件，1998”，声称已发现克林顿有残余的精液留在了莱温斯基的外衣上，莱将永远不洗它。

再往后的事实无需陈述。尽管被克林顿轻蔑地称作是“污泥（sludge）”，德拉吉还是促还是成了20世纪结束前世界最大的闹剧：斯塔尔报告、总统弹劾案、公众对于丑闻的热衷、还有互联网新闻业的抬头……

让我们回到1998年6月2日。此时的德拉吉已经成为一颗倍受争议但是绝对耀眼的明星。在NBC的辩论节目中，他被《洛杉矶时报》的资深记者杰克·尼尔森指责为“从未关注事实正确与否的家伙”；马文·卡柏，一位哈佛新闻学学者说他根本就是谣言的传输带；在线杂志“”的杰出编辑迈克尔·金斯利称之为“横亘于互联网与公众之间的最大麻烦”。但同时，又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是与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两位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一样伟大的记者（就像他自己说的）。福克斯新闻节目在介绍德拉吉出场时讲道：“他是一位稳健的揭露者，互联网告密者，公民记者。每个人都渴望知道他下次说什么。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德拉吉。”

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里，面对那些受过哈佛、哥伦比亚这样的名校训练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与CNN的记者，这位以肆无忌惮著称的小子讲道：“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依靠阅读报纸或者看电视来获取新闻了，他们喜欢电脑屏幕。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还不习惯这个家伙，但我认为互联网可以让新闻业重新焕发青春。我的读者会说他们的意见被主流媒体所控制，这些大机构令人生畏。我觉得自己呈现了另一种可能，在我的网站上，每一项工作都印有我个人的痕迹。我是寻求真理的游击队员，我喜欢去那些散发出臭气的地方。我是个扒粪者……”

公民德拉吉（2）

2000年10月出版的《麦特·德拉吉的杰作》，由德拉吉的一些缺乏组织却充满惊栗的媒体批评片段、非连续的日记、无目的的笔记组成，其中贯穿了一股“垮掉一代”的节奏。这本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德拉吉的主要想法：一，媒体巨人控制了公众，他的任务是单枪匹马地与这些媒体巨人搏斗，传达给公众另一种声音；二，印刷术死了，电影死了，电视死了，互联网将取代一切；三，新闻将再不受大机构控制，永远也不再会，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记者；四，媒体无需检测新闻的正确性，公众自然会鉴定。

所以，有关德拉吉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于一个丑闻记者是否有资格进入新闻界的问题。四个问题尖锐地突显在其拥护者与反对者面前：

1．新闻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2．公众的趣味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

3．我们的文化倾向是什么？

4．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如何？

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闻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与门肯等人的完善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新闻记者必须不顾一切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守卫者，是第四权力，是所谓的“扒粪者”。也因此，早期的新闻记者大多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们更需要的是敏锐与勇敢。这也是新闻业最重要的原则，媒体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给予公众知晓权。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说，麦特·德拉吉的确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揭露者，他对于克林顿丑闻的揭露所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华盛顿邮报》对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就像他在接受NBC采访时所说：“当然，我去那些发出臭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