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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未经获准查阅这些卡片和档案的人为核对一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必须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找。为了把一个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如此明目张胆地查阅文件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这些分散存放的档案都输入电脑光盘里，查找起来就会轻而易举，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办法虽然麻烦点儿，可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批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自从我当初使用蜘蛛网模式理清战后德国现存的间谍网之间的关系后，每遇到新的间谍，只需记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时候会记不清一位间谍的真实身份或任务是什么。档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强了我们的安全。遇到内部有人叛变时，叛逃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无非是他亲自经手的案子，外加从同事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平时我们严厉告诫部下聊天时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个大机关里这种事终归难免。

50年代，我们争取到许多出身贵族家庭的西德人为我们做事。他们中间，有些人为德国贵族阶层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内疚，想赎自己的罪。有些人战后感到失落。新的联邦德国甚至禁止他们沿用世袭的封号。许多人对阿登纳采取的反德亲美的立场深感不满。他们仍渴望参与国家事务。不少人似乎把与我们的合作视为某种秘密外交活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马克斯·海姆出卖。海姆是情报局二处负责搜集西德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情报的科长。柏林墙修建前两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盘供出我方掌握的有关波恩政府内各党派的情况，并协助西德反谍报机构破获了我们的几个间谍。

冯·汉施泰因即其中一个。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显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联系。他的爷爷和爸爸均是着名的学者和作家。汉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辈一样，当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学者。二次大战前，他靠写历史小说为生，小有名气。战争期间，他拒绝应征入伍，躲藏了起来，最后被苏联人俘虏。在俘虏营里，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在德累斯顿定居，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冯·汉施泰因夫妇奉命潜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别墅和地皮无偿赠送给了国家。后来这幢房子转给了国家安全部。定居波恩后，他凭借自己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家庭知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个人权组织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阿登纳负责安全事务的特别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负责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部长莱麦尔均是他的朋友。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东德局的情报，并渗透到众多其他的反共组织里。被西德逮捕后，他被判了6年徒刑。虽身陷囹圄，他仍不肯闲着，发展了3名囚徒为我们工作。刑满释放后，冯·汉施泰因要求定居东德。1965年，他在东德病逝。

海姆出卖的另一个人是冯·埃普伯爵。他的父亲早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埃普想通过为我们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我对他的被捕当然感到痛心，但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这位伯爵当初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接受从事恐怖活动的任务。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秘密情报搞到手的谨言慎行式的人。他听后大失所望。

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的票数超过战后任何一次选举，从而为跃为执政党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波恩政治风云的变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一个古怪的间谍，工业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东德情报工作的各种人都打过交道。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理想，有的是贪财。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波斯特这样感人，甚至可以说是正直的人。他长得短小精悍，精力充沛。我首先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俩交谈时，他只有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眼在战争的最后一天被一颗在他前面爆炸的手榴弹炸瞎。

我们是通过波斯特的表哥卡尔·博姆认识他的。他俩从小在纽伦堡市一起长大。童年时代，博姆在波斯特眼里俨然是一个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无话不说。纳粹上台后不久，博姆因为是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在达豪集中营关了6年。少不更事的波斯特不明白为什么把他崇敬的表哥从身边夺走，一直盼望表哥回来的那一天。父母多次向他暗示，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有时是回不来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满出狱后，波斯特的父亲在自己门脸儿不大的照相馆里给他找了份工作。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不过街坊四邻都知道波斯特的父亲是个埋头苦干的生意人，从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