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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对别人来说，这张草图好似天书一般。可它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明确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和任务。弄清敌人对这一情报网渗透到何种程度至关重要。

我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西德情报机构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情报网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倘若这一情报网被破获的话，西德共产党面临的危险尤其大。我打定主意，与其等敌人下手，还不如主动解散整个组织，断绝与西德所有共产党耳目的联系。

我夹着这张草图约见了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的所有情报部门都归他管。事先我向他强调了这次汇报内容的绝密性质。他于是邀我去他位于潘科夫小区的家里面谈，而不是在办公室召见我。潘科夫被东柏林人贬称为“城中城”。这位东德领导人家中的陈设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审美观，中产阶级偏爱的结实耐用的家具上面刻有装饰性的花纹。

我在乌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摊开草图，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分析结果。我建议断绝与西德境内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切往来。凡是与之沾点儿边的间谍一概不用。来见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谈过这一想法。他与我不谋而合。当时西德当局准备取缔共产党是我们做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西德正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乌布利希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同。从此以后，西德的德国共产党成了我们情报局躲避的禁区。德国政治气氛宽松后于1968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产党同样也是禁区。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别墅式的软禁”和严厉的盘问。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有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布鲁诺·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以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事实并非如此。日后他听说了像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予以保留”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招。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