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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密环境中。受此影响，他们常感到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不适用于他们，尤其像中央情报局内同苏联打交道的人。他们对敌手的思维方式了如指掌，潜移默化地受到对方的影响。特别是有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满腹怨气时，他对祖国和自己单位的忠诚就会一点点地受到侵蚀。艾姆斯就是一个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苏联招募为特务后，负责他的人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内克格勃的驻地代表安德罗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员）。一年后，伊万·格罗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是克格勃德国科（第一总局第四司）科长。我知道他懂德语，但一点不知道他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他去华盛顿工作后，颇感吃惊。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镜厚得像瓶底，天性快乐，喜欢高声大嗓地为克格勃的成就举杯祝贺。我从未跟他谈过他手下的这个王牌特务，但不难想象，刚在敌人心脏安营扎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门来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为吃惊，没想到他出卖情报如此之久竟未被发现，也没想到美国的反谍报机构无能到这个地步，万般无奈之中竟然请敌方的情报首脑帮助破案。

或许有人难以理解，我居然愿意坐下来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谈。我并不想离开德国，也公开宣布过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为冷战中胜利的一方用他们的法律审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见，这种做法有报复之嫌。中央情报局建议的诱人之处在于，我可以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日子里暂避风头。我清楚，统一后的头几周或几个月里，报复的欲望最为强烈。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去俄国。逃到莫斯科会给公众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不愿留在一个新的德国。国内要求审判我的人会闹得更欢，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为了把间谍的名字告诉苏联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两个月里，外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言。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最关心的是争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干过的同事、特工和鼹鼠免受起诉，根本无暇在苏联人那儿扮演中间人。

当初中央情报局如果愿意邀请我去美国，我是会认真考虑的。这不失为一条富于戏剧性的出路，虽然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经正式邀请就飞到美国，一旦交易谈不成，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以此要挟，逼我按他们提出的条件合作。中央情报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为我急于投奔他们，不惜置自己于每一个聪明的叛逃者都力图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敌手的领土上谈判条件。虽然哈撒韦9月26日就专程来到柏林，我们也备好了行装，但最后一次会谈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无论美国人、俄国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顾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此主儿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身居高位是很不寻常的事。准确地说，我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根据1936年颁布的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这一半的犹太血统也会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们全家没有经法国逃到俄国的话。根据我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冷战造成的敌对与隔阂，我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我始终对犹太人的事很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我并不信犹太教。

我和特拉维夫的接触很晚才开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在会上呼吁更换现任东德领导人。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艾琳·龙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80年代成立于柏林。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东德国内的犹太传统文化受到压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采访，采访内容登在一家以色列报纸上。我还应邀作为来宾参加过她们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除此之外，我并没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犹太教士想结识我，他是耶路撒冷犹太教正统派中的一位高级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后就开始了，他来不及登门拜访我。但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我俩在电话上互致问候，约定下次他来柏林时再见。时隔不久，他又一次来到柏林，称此行主要是访问犹太人文化协会。我请他到我位于市内的家做客，他准时到达。此人50开外，戴一顶宽边黑礼帽。此外，从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统教派犹太人。魏因曼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犹太背景，昔日经历过的迫害，以及在德国面临的一场政治官司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