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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综合症”。这一名称来源于富有多种天赋的尼歌拉·劳森（Nigella　Lawson）。她的丈夫和癌症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以后，在2001年3月去世了。这之后，女性开始求助于内科医师，因为她们没有能力像劳森那样处理事情。他们也没有她那样繁重的责任：两个需要抚养的孩子、一档电视节目、一本等着出版的书和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 但是家务魔法不仅让女性感到不安全，也产生了一场争夺道德上的优越性的新战争。这场战争不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爆发，而是发生在有工作的母亲和待在家里的母亲之间。这场冲突被发表在2001年8月的《谈话》（Talk）上的一篇文章做了描绘，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的新客户》（My　New　Client）。它的作者是艾美·布克曼（Amy　Bookman），她曾经在一家艺术代理公司担任经纪人，后来她辞去了这份要求很高、薪水也很高的工作，待在家里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她写到，在她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我觉得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团队中。不仅不属于团队，好像都不属于地球了……我能想到会有迷失感和沮丧。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生活是那样的孤独。” 她发现自己不仅和自己工作时结识的朋友疏远了，和别的母亲也很疏远，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比她年轻10到15岁。很快，她意识到她的新角色在她从前的同事中很难被接受。当她把自己的新职业定义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并把其当成一项职业的更换时，她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大片空白。“做一个母亲不会被认为是一项职业，”她写到，“她也不是一项可以通过网络就可以从事的工作。” 布克曼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努力，现在母亲难以取得胜利……”，这一说法反映出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都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谁是好妈妈？”2002年10月21日的《纽约》（New　York）杂志上有这样的大标题。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女性，紧挨着的是一个居家母亲。这篇文章说这两个人都很失败：“居家母亲很想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她需要一个标签去说明她是一个有能力、有创造性的人，而不是只知道怎么养孩子，怎么辅导孩子做功课。工作着的母亲则向往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然，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开给有工作的母亲的药方是她自己也娶个妻子，不管是真人还是一种替代品。正如许多调查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使雇人看护孩子或者是打扫房间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于许多职业妇女来说，她们还没有大量使用这一方法。卡丽·菲奥里娜有一个男性妻子：她的第二个丈夫弗兰克·菲奥里娜（Frank　Fiorina）在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安排上不时发生冲突，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时，从公司退了休。在2001年春天《财富》杂志评选出的最有实力的187名女性，30％的人有居家丈夫。在2002年评选出的50名女性人物当中，有超过1/3的人的丈夫全时或者是部分待在家里。在一篇发表在加拿大杂志《HM》上的文章里，宝妮·富勒解释了她是怎么“拥有一切”的，她承认她的建筑师丈夫在家里工作，负责照顾孩子们，并出席学校里的一些事情。 具有讽刺性的是，在艾丽森·皮尔森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凯特·鲁迪的故事》一书中，需要一个妻子在家里的意思是那样明显。这篇小说哀叹当代妻子所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在小说的结尾，女主角离开了职业领域，尽管很明显她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彻底实现。 在这本书的致谢词中解释了更多的真实情况：为了完成这本描述妻子和有工作的母亲如何处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一直面临的压力的书，皮尔森自己也需要家庭的支持。正如她写到的那样，“当虚构中的那个为工作而疲倦不堪的妻子在我们家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承担了洗衣、做饭、读儿童故事甚至是挤时间写电影评论。”皮尔森主动承认她的丈夫为她做的家务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艰难挣扎，这一事实从未被她小说的主角解决。对此她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男人对女人的需要比女人对男人的需要更甚；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幽深的一个秘密吧？” 男人需要女人多一点，还是女人需要男人多一点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21世纪的开端，女人和男人所面对的问题是把妻子角色上的污名去掉，并赋予这一角色以新的价值。一个养家口的职业女性需要妻子般的支持。她应该放弃家务，而不将其当作软弱或者是失败。在附着在家务劳动上的感情意义被剥除之前，这一图景难以出现。因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