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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田赋制度,然后从唐诗宋词到流民图。醉lu书院然后又是各种民谣儿歌种种,用这些手段与佃户地苦难来教育这些冥顽不灵的地主们。事情发展到了后来,翁同书好像从张华轩那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索性在宿州和淮安挑选了一批最为赤贫的贫民佃户,让他们上台宣讲。这些贫民多半都是穷的连裤子也穿不起的,当然一个个是满腹地怨气,开始他们还只是述说自己的苦难,到后来索性就是大骂出口,把田主和那些狗腿子甚至是三班衙役对佃农们的欺压一五一十的倒了出来。要知道红军当年就是用这一手掀起了广大佃农的怨气。淮安这里地佃农过的虽然稍好一些,其实也就是比牛马稍强一些而已。佃农们地苦水一倒。
立刻是怨气满天,不少田主听地满头大汗,却因为场合特殊而无法反驳,也没有办法反攻倒算,只能用白眼狠狠瞪那些佃农。准备将来秋后算账,谁知道这件事发展的越发厉害,开始还是少数被官府发动的佃农过来。后来不少穷苦的佃农听说淮安府城正在开控制会,不少人按捺不住心中的仇恨,索性带着几把镰刀和锄头过来,指手划脚地唾骂,唾沫星子飘的满天都是,可是被骂的地主和乡绅们连一个屁也没有敢放。
这次控制会出乎意料之外地成功也让张华轩很是意外,在现场参观了几次之后,张华轩在后来的一次总结大会上说道:“淮安的这种控制会的形式有效的调动了广大佃农的情绪,也使得地主乡绅和中农小业主包括知识分子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教育,这种形式的控诉会,其效果不亚于在淮安开办了十几座求是大学堂。”
事实也是如此,新年一过沈葆就开始在淮安招生,因为事先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好,所以招生工作显的异常的顺利,到了农历二月公历三月底左右,所有的三千多名学生已经招收完毕,这在后世也就是一个稍大点的中学的规模,称不上是什么重点学府,不过在一八五五年的晚清,这座学校的规模拿到欧洲去也算不上是很落后了。醉lu书院况且,学习技术的艺圃的学生还没有招满。
学生招了进来,教师十成里有七成也是洋鬼子,土改的事一出来,沈就灵机一动,让这些洋人教师带着中国学生分批到会场去参观,聆听那些佃农们的诉说,让这些中外教师用中国的实际情形再结合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传统来分析眼前的一切。
这灵机一动的一招显然是做的非常漂亮,起到的效果也远远超出了沈的预料之外。求是学堂因为是投入了重资,而且在中国办学校向来是博取名声的最佳办法之一,所以虽然有西学在内,还是请到了不少名闻一
内大儒,他们多半是早年清贫,后来经过奋斗才能借饭吃,原本就对这些吸血鬼一样的地主们心怀不满,而学生们多半也不是富家子弟,这样一来,会场是佃农们声泪俱下,会场四周,都是满脸沉痛的宿儒和学生们,就是那些洋人教师,他们远渡重洋跑到中国来显然也只是为了求财,是属于在家乡混不下去的穷鬼,眼前的一切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回去在授课的时候,也就不再那么高傲和与中国人格格不入。
因为有学校和名流的介入,再加上淮安本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都见识到了这一次土改的实际情况,舆论一时汹涌起来,愤怒的民众情绪差点就控制不住,会场的四周再一次响起了淮军士兵的军靴声响,雪亮的刺刀也布满了会场四周,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威胁乡绅地主们,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要是不然,只怕那些地主中民怨较大的那些肯定走不出会场。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张华轩索性因势利导,到了四月中的时候,淮安时报正式出炉刊印,反正大清这时候对报纸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也根本不存在不允许办报的报禁一说,这件事他交给了薛福成的弟弟薛福保去做,薛家子弟自幼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都只是秀才的功名,不过写出来的文章一百个进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报纸一刊行就拿淮安进行的土改做文章,薛福保主笔社论,把中国的土地制度从三皇五帝开始就透彻的分析了一遍,然后综合了淮安与宿州等地的现状,得出了土地改革势在必行的结论。
因为在报纸刊印之前就有了很强的舆论造势,报纸一出来,除了薛福保外,还有不少名流宿儒一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淮安这里的动静闹的如此之大,甚至还惊动了北京官场。军机和上层官员因为淮安的情况太过复杂,况且之前搞土改就是已经得到了中枢的同意,虽然同意施行的范围只在淮北宿州一带,不过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一个地方搞好了,当地的主官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继续搞下去,因为宿州土改的成功加上淮安时报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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