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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胸襟、操守与情怀融和在一起，文学的发展不仅会愈加困难，而且可能会失去它的独特性。

我在想，如果陆文夫老师还健在，我说出这些想法，他会有怎样的感受？

那些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开始活跃并且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作家，在十几年后，陆续在我们学校的讲坛上“闪亮登场”。这个讲坛叫“小说家讲坛”。八十年代和新世纪的这些讲演，差不多构成了一部文学口述史。

书里书外（1）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持续蜕变，文化转型给我们的学习生活烙上了斑杂的痕迹。*代表大会期间安排的文娱活动中，一场是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一场是在人民大会堂联欢。放映的电影是《魂断蓝桥》和《火烧圆明园》，这两部电影，特别是前一部，已经是电影观众再也熟悉不过的经典老片了。但在一九八三年，《魂断蓝桥》尚未在全国公开放映。在观看之前，带队的团省委老师告诉我们，放映这部电影是有关部门领导亲自批示的。说来也真是惭愧，这是我当年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当《魂断蓝桥》的经典旋律响起时，我突然想到黄梅戏《天仙配》的旋律。这是个莫名其妙的联想。现在的学生已经无法想象《魂断蓝桥》曾经需要“特批”才能放映，当我说出这个经历时，我的学生无不诧异。

当时，通俗歌曲已经十分流行，“*”期间居于霸权位置的“革命样板戏”几无市场。在北京的几天，我们有不少会议是和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代表一起召开的。代表中有不少当红的歌星和影星。只要两个会合在一起开，“学生”就会去找“青年”中的艺术家签名。在政协礼堂听报告时，许多学生代表都挤到唐国强、蒋大为、彭丽媛等明星身边。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会以《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在晚会登场。也许是长久未闻这样的唱腔，也许是这段京剧不仅召唤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的红色记忆，而且也与时代精神及代表的身份吻合，刘长瑜的演唱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在我们少年时没有“偶像”这样的说法，但刘长瑜以及她扮演的李铁梅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英雄符号。刘长瑜穿着贴身的旗袍，和其他演员的装扮不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画报和电影之外看到穿旗袍的女子。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与欧美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已经悄悄蔓延。至少在我读书的大学，披肩发、喇叭裤、牛仔裤等仍然被视为禁忌，直到一九八四年以后才有松动。一九八四年冬天我们去中学实习的时候，女同学的披肩发、男同学的长发一律剪去，而在平时，学校已经不再限制服饰。要求剪去披肩发、长发的理由是防止中学生模仿实习老师。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留着披肩发，学生就不会看你板书，只盯着你的头发。有一种被称为“火箭式”的皮鞋，老师也不主张穿，我的一个同学，节省了一学期的伙食费，买了双咖啡颜色的火箭式皮鞋，实习期间只好割爱。早一届的同学则没有我们幸运。我们进校时，在同幢楼经常看到高一届的一个男生，留长发，穿大喇叭裤，走路时两只裤管就像扫把一样从地上掠过。有时中午和晚上，会有吉他声音，也是这个男生手指间弹出来的。据说，这个男生跳舞也很好，在市里的舞会上很有名声。看学校的足球赛，他也是我们中文系的主力球员。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男生是很“酷”的。但在当时，他的这些作为，除了踢足球、弹吉他外都被视为不当。特别是学校严格规定不准在外跳舞，而他屡犯纪律。班主任和系领导找他谈话，无效。这个男生因为这个原因，最终被开除了。离校时，我看他提着行李，从容地走出第八宿舍，一如既往的长发、喇叭裤，因为有太阳天热，又戴了太阳镜。后来听说，他回去后以办吉他培训班为生。那些年，对犯罪分子实行“严打”，他的同学还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书里书外（2）

我们生活在约束和开放之中。　“奇装异服”这个词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中山装逐渐从我们身上脱下，西装被倡导。当时的校服就是西装，是现在已经穿不出来的那种西装。斑杂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从不同的方面塑造和改变我们。

周末在学生食堂的大厅放映电影，但一周只有一次。食堂大厅是水泥饭桌，地上铺的砖也已风化。看完电影回来，衣袖上难免不沾点油水。学校放映的电影虽然也称新片，但往往比市里的电影院要晚，因此有不少条件好些的同学会在周末下午去逛街，晚上去电影院。即便如此，食堂大厅每个周末还是挤满了人。一个系，给学生用的电视机大多只有一台，由学生会保管，周末从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