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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态度悄然改变。

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起，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变得非常严格，战场报道权只授予那些被美国政府或军方认可的机构。这种做法获得了令美国军方满意的结果，媒体报道的主流都被政府、军方控制。那些可能会影响战争进程，尤其是可能会引起民众反战情绪的新闻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并且，媒体也成为战场心理战的一个重要角色，在瓦解对方军队、百姓士气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媒体已经成为参战方，客观公正已经不是第一位，为美国战争的胜利服务才至关重要。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3）

此后，在科索沃、波黑等地区，这种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报道方式，几乎成为美国媒体的必然选择。〃9·11〃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媒体在战场上的角色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一位带着手枪作战场报道的美国名记，满怀激情地宣告：记者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记者。如果我遇到本·拉登，我会先打死他，为〃9·11〃死难者报仇。他的言论虽然受到一些媒体从业者的质疑，但爱国高于一切的原则，为这种倾向性报道发放了通行证。为了提升美国士兵形象，获得国内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美国媒体还炮制了女兵林奇被救的假新闻。人们接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的唯一理由，只有国家利益下的民族主义。因为，战争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如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他们的民族主义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我们很难想象在100年以前，一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要用中国或印度等作为拉拢选民的话题。而如今，只要说中国不好，就能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这一现象在我看来，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洋人义和团〃心态：一是排外，例如欧美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对于外国产品的态度；二是陋见，例如欧美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和民众的认识；三是顽固，他们拒绝改变自己，拒绝了解他人。

近几年来，〃洋人义和团〃行为主要体现在抵制中国产品上，他们说勤劳吃苦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却不问自己的懒散是否妥当。焚烧中国产品、驱赶中国商人、提高市场准入条件、阻止中国并购他们的企业、逼迫中国货币升值等等，洋人义和团变着花样折腾中国。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印度等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正在快速走向与他们同样的成功，甚至开始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超越他们的巨大潜力。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财富生活和道德优势，已经露出衰败的征兆。

五、〃有困难，找中国〃中国百姓遇到困难，有找〃警察叔叔〃的传统。现在全球养成了一个习惯，〃有困难，找美国〃，中国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为全球未来搞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已经强大，也必须强大，中国的〃道德〃价值应该超越和覆盖西方的〃利益〃价值，世界榜样应该重走〃道德路线〃。

一神教的习惯思维，使西方文明总是容易走向极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500年里，个人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大。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主义原则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造成诸多冲突和悲剧。

从人类和地球的整体出发，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应该和平共处，国家应该平等交往，既要树立统一性的标准，又要合理容忍差异性。虽然西方强国也经常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文明难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国家利益至上的长期战乱和纷争，最终实现了统一，并成功地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下，将统一延续了2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持续冲突，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个人欲望膨胀和社会局部利益至上，只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危害。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中国思想家那里，早已有透彻的表述。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国人寻找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共同原则下的统一，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古代的解决方案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同在于，当年中国的解决方案，适用于相对自然封闭的中华文明区域，而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局限在中国，而是要为全世界的未来提供解决方案。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4）

战国时期结束后，中国对个人纷争和社会局部利益纷争持否定态度。中国人认为，个人欲望应该得到克制，局部利益不应该无限制放大，社会应该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