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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改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必然半途而废，因而，他始终没有从世界观上信奉马列主义，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识修养对马列主义持理解态度。因此，不难理解太宰治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脱离革命的结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深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并进行了残酷的自我破坏之后，太宰治逃离了革命。这彻底决定了他只能以灭亡者的身份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生活道路。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感、背叛感一直折磨着患有洁癖的太宰治，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罪恶意识”，使其文学变成了与罪恶意识搏斗的记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译者序）（3）

“如果是叛徒，就要像叛徒一样地行动。……我等待着被杀戮的日子。”（《虚构之春》）太宰治在确认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叛徒意识”之后，只能把叛徒的烙印打在自己的脸上，以自我破坏来追求自己作为“叛徒”的价值。“丢了性命来彻底地过所谓的不道德生活，也许这倒要受到后世人们的称赞。牺牲者。道德过渡时期的牺牲者。”（《斜阳》）因此，太宰治自觉地也是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不仅彻底毁灭自己，并以此去扩大恶，从内部来使旧的秩序彻底崩溃，为新的时代，为他人尽自己作为破灭者的努力，求得一种“负的平方根”，进而最终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便是太宰治的“无赖”哲学。而最大的自我毁灭就是死亡——于是，太宰治和一个酒吧女招待一起跳海自杀，结果那个女人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这无疑更是加深了他的罪恶意识。

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使他对一切思想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也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他又重新回到了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一度中断的文学创作。他以遗书的形式发表了总题为《晚年》的一系列小说。他在文学中以观念的形式避免强烈的自我破坏来解决现实的苦恼，达到了一种较为直接的自我肯定，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正当化。然而，每当他的自我在文学中得到主张时，其批评意识又会即刻复活，对这种自我主张本身发起攻击，从而形成更深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主张与自我否定交替进行，循环往复，使他暂时在文学中得以统一的自我变得愈加分裂，而这给他的创作手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叶》、《丑角之花》、《虚构之春》、《狂言之神》等小说中，分裂的自我在绝望的自我否定与自嘲式的自我肯定中轮番登场，而无数的主人公都不啻作者的分身。

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背负着“罪恶意识”而又渴求自我绝对完美的太宰治只能以彻底的自我牺牲和自我破坏来谋求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试图在这种联系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其具体方法就是他所谓的“丑角精神”。在与外界的敌对关系中经历了无数次败北的“多余人”和“叛徒”最后只能屈从于外界的现实生活，罩上“丑角”的面壳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用小时候起就惯用的“逗笑”、“装摸做样”等手法来伪装自己，取悦于他人，使自己彻底地非自己化，与他人同一化，从而发展成一种“丑角精神”。但他极度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不允许他完全屈从于外界社会，因此，他又开始了向人们的攻击和报复。因而，“丑角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的产物。

太宰治扮演丑角乃是为了向他人求爱，同时又保护脆弱的自我。但太宰治的文学却力图使自己的这种“丑角精神”上升为一种绝对的利他精神，以此来反衬社会和他人的冷漠，夸耀自己的纯粹。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丑角精神”虽然总是力图上升为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但却一直未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其直接的目的较之服务于他人，更注重保护自我。由于这种“丑角精神”是在绝对固守自我的内心世界，割断与现实联系的前提下发挥的，因而“求爱”只是一个外壳，核心乃是掩藏真实的自我。即使他用虚假的自我赢得了与他人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建立在真实的自我之外的，因此必定是脆弱的、缺乏现实性的表面联系，从而注定了太宰治的“丑角精神”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根本否认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太宰治是能够预料并且不怕这种失败的，因为虽然败在了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正是在一次次惨重的失败中，太宰治向人们、更向自己证实了自我通向至善至美境地的途径。因而，太宰治的“丑角”越演越烈，并在《人间失格》中大谈“丑角精神”的发挥和破灭。正是借助文学与现实的相辅相成，太宰治得到了一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