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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改革家们相信，感化院将提供一个全然有序的环境来帮助看守们重塑囚犯的灵魂。

旧式的看守们自然绝对不适应这一任务。感化院当局寻求那些适应纪律、适应下达和接受命令的人。他们期待着军人。

感化院变成了一个准军事机构。职员都穿着制服，列队上岗，向上级敬礼，操练使用武器。监狱结构是一个监狱长在顶端、囚犯在底端的金字塔。从理论上说，准军事指挥结构保证绝对的服从和对危急快速集中的反应。

行为的榜样

监狱管理一直在革命，但是改革家们实际上仍然不满意。严格的纪律本身不足以改变囚犯的态度。他们需要正确的行为榜样。

在加拿大，金斯敦感化院的监察们在1841年的报告中对此表示了关切。他们坚持，“对这些官员给予如此重要的信任及其在看管罪犯时丝毫放松纪律就会产生危险，使得从最受尊敬的人中间挑选看守和警卫绝对必要。”

事实上，主要因为政府所付的薪水太低，监狱很难招到优秀的人。监狱管理者总是抱怨可挑选的候选人的质量。他们对于自己的职员缺乏信心。

看守和囚犯都很艰苦的年代

在19世纪，加拿大感化院的看守们几乎像囚犯们一样受到限制。他们的工作生涯为一成不变的程式和排除任何个人判断的缺乏灵活性的规则所决定。

对于监狱长来说，官员的纪律问题几乎像控制囚犯一样令人头痛。看守们经常被他们的上级描绘成懒惰、缺乏创新、衣服和体态都肥肥大大、经常在背后嚼舌头和中伤他人。

他们总是不断由于下列一些原因受到处罚：迟到；不守岗位；未锁好囚舍；忘记给钟上发条；工作时抽烟；结交囚犯；对钥匙马马虎虎；未给枪上弹药；留下囚犯无人看管；将报纸带进监狱。

对于轻微违纪实行罚款制度。对于从事违禁品交易这类严重渎职行为的官员将予以开除。

如果一个囚犯脱逃了，当班看守可能面临调查，而且或许受到刑事起诉。有时，监狱长的怀疑得到证实。1877年，金斯敦感化院的一个看守在帮助两个罪犯从后墙逃跑时被抓住了。当时，监狱长约翰·克赖顿突然出现，阻止了他们的计划。那个看守自己在被起诉之前逃跑了。

即使在不当班的时候，看守们也不能忘记他们的角色。1888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张贴了一份告示提醒职员，如果他们从事了“不道德行为”，频繁出入酒馆，散漫地在附近闲逛或者从事其他任何有违官员身份的行为，都将被解雇。对于那些住在感化院或者附件的看守来说，很难有私人生活。

当一个官员由于不良行为被解雇时，通常没有上诉。一些官员以向司法部长申诉或向报纸写匿名信的手段报复横暴的监狱长，但是没有人给予太多注意。

“高尚的官员”

尽管现实中存在着人事问题，但是刑罚改革家们依然抱有为囚犯树立良好榜样的“高尚官员”的幻想。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的第一任牧师约翰·莱克勒克神父对看守的角色有一种几乎神秘的观念。1874年，他写道：“要成为一个好的感化院官员要求宛如一种特殊的需求。”这一职位要求“能够将慈善精神和公正精神结合起来的人。”

看守们自己做到了部分公正和慈善。在19世纪80年代，看守们的薪水比血汗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不了多少。即使加上补贴的住房和免费午餐，他们的生活标准依然很低。

1892年，金斯敦感化院的官员们向司法部长呼吁增加工资。“我们现在每年500元的工资根本不能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当中许多人以现在发给我们的工资水平几乎难以维持。”

他们的呼吁书继续写道：“我们的职责与您领导之下的其他各感化院所雇佣的看守们相比，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压力更大；压力大到这样大的程度，我们常常被迫24小时－36小时回不了家，并且没有任何轮换。”

他们提醒部长，他们长期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在伤残和死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为家庭的未来做出安排。”

由于没有退休金，许多看守一直工作到他们倒下为止，而不仅靠过去的工资而陷入贫困。许多官员无视不得雇佣近亲的规则，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在同一机构获得雇佣。这是一种退休保险：当父亲干不动的时候，年轻人的工资可以养家活口。

在19世纪，看守们几乎像囚犯们一样受到限制，为一成不变的程式和缺乏灵活性的规则所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