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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他说着一口清脆地道的国语，谁也想不到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在他听到日本法西斯投降立刻剃去长须的前一天，没人会相信他才4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新月派诗人，却很少知道他是在美国学美术的学生。他在五四运动时担任清华学校学生会书记，当时还偷偷在食堂贴过一首《满江红》的词，但这个故事是25年后才在昆明纪念会上自己说出来的。

因为出身于大地主的“望族”，任性地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清华和留学美国时，流露出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留学回国后，在几所大学教过书，最后又回到清华。开“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几门课。

黄昏后，他高梳着浓厚的黑发，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大叠的手抄稿本，昂然走进了教室，坐下来，用着最慢的腔调念着：

痛——饮——酒——

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名——士！

当大家听这位诗人讲课时，吴晗——一个比闻一多年龄小了十岁的青年，正在清华历史系读书。他是浙江义乌县人，说着一口带着浙江口音的国语。他爱读本国史，对明史的兴趣最大。图书馆的藏书和无数的档案文献，尽他去钻研发掘。他曾研读和摘录过一部朝鲜实录，整理有关明代建州的史料。

王一　闻一多与吴晗（2）

他在学校是工读生，每天课后在图书馆工作两小时，每月报酬15元。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似的，他说话走路都特别的快。

大学毕业后，他就在清华大学作教员，开过“明史”的课。后来，昆明云南大学聘他去教书。在抗战以前，这位青年教授，就带着几箱史料书籍，到了永远是春天的西南高原。

三

1937年7月7日，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从卢沟桥边燃起，敌人接着占领了河北平原。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合并成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课。敌人沿江西上，1938年春天，临大又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学校组织了步行团，闻一多参加了。从湘西走到云南，三千里的山水风光，都收进了他一百多张写生的画面。长须留起了，心却更年青了。

在蒙自住了半年，联大文法学院搬回昆明，又过一年，闻一多休假，住到50公里外的晋宁，这里靠着滇池，交通方便而安静，他自己种菜，自己挑水，整理他多年还没定稿的讲义。每接儿子放假回家时，在路上常常和蔼而尖锐的辩论起来，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对现状不满和失望啊！打仗本来要吃苦，我们生活算得了什么！中国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在领导抗战！我绝对相信他。……”这时他对政治现状没有不满。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的许多成绩好的学生突然休学了，学校里再没有一张壁报，再听不到雄壮的歌声。他想得很多，但不久，校内学术演讲的风气盛起来，闻一多的“九歌”讲演是最轰动受欢迎的一次。

从联大在昆明成立后，吴晗就被聘教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1941年他去四川叙永分校教了两学期。回昆明后仍然是教中国通史。每年讲课的笔记总是从“石器时代”到“抗战建国”12个大题目。史实的叙述侧重在每个制度形成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常提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暴动反抗。他很少说到帝王的事迹，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和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黑板上的字迹很挺拔，讲课的声音宏大而急促。

但这时他对现实政治也还没有什么表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的天空载来了香港的几条狗，沉寂的联大突然爆发了一次“讨孔运动”。学生在课堂上问吴晗的意见，他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算媲美。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虎头蛇尾，我希望这次是虎头而不是蛇尾。”大家惊异地望望他。

半年后，他开了“中国社会史（下）”一课，提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说：“中国历史学界真可怜！一种是支离破碎的考据，有什么用处，一种是乱套公式的空洞理论——他们所说的也许对，可是他们没有证据，怎能使人信服呢？”

四

缅甸被日军占领了，昆明物价加速度的飞涨，两个月涨一倍，教员的薪水也增加了——平均半年增加一倍，有的教授家里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了。

吴晗全家连女佣只有三个人。夫人袁震是他在清华同系的同学。他们结婚后一直还没有孩子，吴晗一见到朋友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