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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并在10年后成为这位鼓舞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佳诠释者之一。85岁的哈耶克称当时36岁的格雷的《哈耶克论自由》“不仅第一个完全了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们讨论的范畴”。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种方式阐述哈耶克或是以赛亚·伯林，他肯定还是自由主义阵营中才华横溢的一员，他坚定地捍卫着市场与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当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我们日渐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激进分子，他开始彻底否认他曾坚持的自由市场。 这种情绪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格雷在书中将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比作一个美丽却必将破灭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具有稳定性。在这本漏洞百出、判断轻率却才华横溢的著作中，约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与俄罗斯的黑帮资本主义间跳跃，思维线索穿梭于亚当·斯密与乔治·索罗斯之间。除了尽情舒展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外，他还得出了一些与常规迥异的结论：1．从来就没有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它必然是强政府的产物；2．民主与自由市场不可能共存，它们互为对手；3．计划经济已经死亡，新世纪中不会有两种经济体制，只有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4．计划经济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的胜利，那些计划体制国家很难变成同样的西方自由市场……在他总结出的8条线索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纲领的变种，而这种启蒙纲领是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他在《伪黎明》中写道：“全球自由市场是这种启蒙纲领最新、也许是最后的形式。” 俄罗斯转型遭遇的痛苦给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记，他在1989年至1990年时曾说，世界上最亲西方的国家反而是后共产主义的（post－munist）俄罗斯，它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加入西方的阵营。他回忆说：“（俄罗斯）这次变革不光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义者那样教条至上。我曾经认为哈耶克主义拥有一种极强的洞见力，但是它只适用于中央计划尚存的历史时期。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不复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教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就变得像托洛茨基一样，顽固、封闭、意识形态化。这一大转变让我变得不教条。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定式，哈耶克理解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但格雷这种解释似乎并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评者相信，约翰·格雷向左派的倾斜源于更直接的个人投机行为，即在全世界向右转的时刻。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没什么市场了。《Lingua　Franca》杂志2001年中一篇关于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汉郡大学诺曼·巴里的例证。作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与挚友，同样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记得格雷曾哀叹道，他不可能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支持者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席位。不过，比起这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推测，巴里对于格雷的另一种观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与一名哲学家或思想家保持长久的联系，他必须不停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nbsp&nbsp&nbsp&nbsp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3）

“约翰·格雷是一位政治学家，他不懂经济。”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阿兰·鲁格曼这样评价前者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解。的确，《伪黎明》中充斥着断章取义的理解，它一点也不含糊地显示出作者根本不懂世界经济的运转之道，或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它一知半解的武断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并对作者产生怀疑。但它仍有一种奇特魔力，它诱惑你追随充满着激情的格雷先生的思想之旅，它迫使你透过经济层面来观察我们世界的哲学本质。我们可以寻找很多证据来证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发性参与而非强迫的过程。但是当他说“全球自由市场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铁的法则，而是一个政治纲领”时，没人能够立刻质疑他的正确性。 约翰·格雷对于全球自由市场天生不稳定性的担忧很快被两次重要危机所印证，1997年至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在日渐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一场大火可能吞没整个世界。而无论我们怎样削弱“9·11”的历史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