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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绿园队员参加绿城队打新赛季的承诺，都未兑现。之后，为了绿园队员参赛一事，杜兆年和王之海还曾专程赴北京与阎世铎沟通。他们是从机场打车去中国足协，又打车回到机场。在足协，与阎世铎谈完话，阎世铎只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口，连说一句吃了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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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关怀（1）

并非只是在任的厅局长才高度关注体育，一些老同志也同样关注。

打假扫黑斗争刚开始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就在家里接到打假扫黑风暴以来第一位老领导打来的电话，他是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彬。

“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对，足球的黑幕和腐败，过去大家都感觉到，但就是没人出来说话。你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很不简单，我对你表示支持，我们很多同志也都支持你。有什么情况要向上反映，如果不方便，可以把材料给我，我有办法给你转上去。”

听了老主任的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热泪不知不觉就溢满了眼眶，拿着电话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春节前，省网球协会组织老领导干部网球比赛，我赶来参加活动，一走进球场，人们都笑着对我说，我们的“反黑局长”来了，纷纷上前与我握手问候。我心中一时感激万分。

“陈局长，你很有勇气，我们很敬佩你。”

“培德同志，你为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泽民也来参加比赛，看到我，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培德，你辛苦了。压力大不大？不要怕，你做得对，我支持你。”

徐志纯是我1993—1998年任省体委主任时分管体育的副省长，98年以后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今。我到人大后，每次在向上级来的领导或兄弟省区市的客人介绍我的身份时，总是要特别提到我的“反黑局长”身份。

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的是来自国家体委老领导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全国足球打假扫黑风头正劲的时候，足球和整个体育运动的首脑机关——国家体育总局机关里，却是万马齐喑，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谈论足球，但却有很多人打电话、寄贺年片来，出差到杭州的同志，都要向省体育局、向我表示支持和敬意。为了保护这些有正义感的同志的政治安全，请读者原谅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和说的话公开。但是我可以大胆地公开地提到这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因为我如果也把他们的义举隐去，那不但无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甚至是对他们的大不敬。

2001年10月，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同志到浙江安吉观摩全国山地公路马拉松赛，我专程赶到杭州萧山机场送行。在机场贵宾室，李梦华主任主动对我说：“你这次足坛打假扫黑，这个头带得好，我支持你。中国足球这样搞不行，水平肯定上不去，还要坏了一批人。你不要怕，你做得对，没什么好怕的，就是要和腐败斗到底。”当时，随行的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记者李贺普听了也对我说：“这次来不及了，等到广州九运会的时候，我再对你做专访。”

到了广州九运会，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又发起对不正常赛风的抨击，使一些人很不高兴。《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江正茂对我的采访，刚上网不到两小时，就因为一下子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反响太大而被勒令撤下。事后我听说，《人民日报》某领导还要他和部主任做检查。这位硬汉硬是不肯屈服，为了捍卫真理，他顶住了。在九运会结束前一天晚上，组委会举行盛大酒会，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同志端着酒杯，从主桌专门走到我的面前，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敬酒。他说：“培德同志，我敬你一杯酒，你是中国体育界反腐败的斗士，我们老同志支持你。”今年4月20日，在成都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我又见到了他，徐老又对我鼓励说：“你还年轻，我已过80了，你要继续和腐败斗争到底。”

何振梁老人对中国体育外交、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人所共知，他是有口皆碑的资深老前辈，深受广大体育工作者和爱好者以至全国人民的爱戴。他几次到浙江来，都专门找我，对我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表示特别的支持。

我的母校厦门六中（初中）、厦门一中（高中）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和校友都为我自豪。北大班主任陈志尚年已古稀，还为出版《变形的足球》四处奔波。

那段时间，来自全国表示慰问和声援的电话、书信、明信片直至条幅，如雪片飞来，我都一一珍藏着。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