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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到底能在这个企业干多长时间。有时你干得好，企业挣钱了，反而会导致你下台或被一纸调令调走，你留下的“肥肉”自有别人来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私奉献”就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所以，各地发生的国企经营者损公肥私或化公为私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既使你将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与上级的关系搞得如鱼得水，也仍避免不了60岁退休这一结局。一但退休，你便由一个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变成了企业的一个普通退休人员。看到这一步，许多国企经营者在退休前夕开始为自己准备“退路”，于是发生了所谓的“59岁现象”——退休前夕晚节不保，沦落为贪污腐化分子。

好在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之后，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产权制度。

以往，我们沉醉于企业都是“国有资产”，以为这才是“天下为公”，总比归个人所有强。其实，我们一直没弄明白所有权与经营权、支配权的关系。

仅有“所有权”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支配权和经营权。譬如甲动员一万个人凑了一万元钱，这一万元名义上当然归这一万个人所有。但甲代表这一万人将一万元交给乙管理、支配，在乙管理、支配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措施，那么，乙在消费这一万元的时候，那一万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乙有了支配权，也就有了所有权。决定乙个人命运的不是那一万个人，而是甲一个人。由于这笔钱也不是甲的，所以，乙只要将甲收买住就行。这么说来，这笔钱可以归乙随意支配。那些名义上具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更为有害的是，因为乙花的这笔钱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毫不心疼；甲因为接受了乙的贿赂，也对乙的挥霍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以来，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也就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谁也不拥有。

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所以说，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是扼杀人才的体制，是扼杀人的创造力的体制。一个国家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富强的；一个单位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搞好的；一个企业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根本不能发展的。

第十章、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

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丞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併的地步。孙武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子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狭隘而偏执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以“识时务”著称的无耻文人叔孙通的“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