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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开始之前，我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我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也不知深浅。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许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头两年我住在学校里，从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挂起一两张照片，摆上一个花瓶，后来又从格兰瑟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我感到那些房间是属于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从未遭到过轰炸，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从1944年开始实行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涂了颜色的玻璃窗上钉了木板，准备了许多大储水罐供救火时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萨默维尔东院里就有一个。配给我们的东西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我很少应邀出去吃饭，但还是感到食堂的饭食平淡无味。有时我会拿剩下的一点餐券买些果酱和其他东西。我不再往茶里加糖了，这是这种简朴的生活为我的健康和体型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处——许多年以后，我甚至放弃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实在牛津时也并没有许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热水也有严格的限制，例如规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过5英寸——在5英寸处有标记线。尽管在我的家庭里，不洁就意味着对神的不敬，讲卫生绝不是儿戏，我还是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一规定。那时我们并不想抱怨，毕竟，我们都算是幸运儿了。

再者，尽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我的一个表兄去伦敦上过大学——但我是罗伯茨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尽管我的父母不露声色，但我知道，他们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学前我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远不及我的很多同龄人。但我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应是我始终如一的追求，没有必要降格以求。我们本地的诺丁汉大学是一所出色的学校，而且它的理科专业相当不错，但我从不为它所动，尽管诺丁汉大学更靠近我的家、我的亲人和朋友。牛津大学对我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对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学由若干学院组成，但大学也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院内（在这里吃、住，并接受许多辅导课），其次是其他一些机构，比如教堂和社团，而这些机构又有它们自己的天地。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不同，作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动自然更多地穿梭于学院的众多机构和役施中间，比如化学实验室。尽管如此，从我的大学经历中我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就应该鼓励他们融入人的小群体中，而不是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倘徉。

战争时期对大学生活气氛影响之深也许我们这些在校生最有体会，因为那时我们许多人都很年轻，只有十六、八岁，而在这样的年龄、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后来，从1944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位。他们有太多的经历，我们对此望尘莫及。基普林在《学者》中曾这样描述那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战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我依然坚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我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