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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畸形的企业文化把自己放置在火山口上，毁灭倒闭也不足为奇。

精神不断变成物质，变成的物质不断背离这种精神，此时就需要精神打破物质，在新的物质之上建立精神的载体。有着五年军旅生涯的柳传志带出了联想的“斯巴达方阵”，而少帅杨元庆几乎是在接过帅印的同时开始向联想的“大企业病”和“体内病毒”开火。新联想试图营造一种严格文化、亲情文化、推门文化……杨元庆刚上台时普通员工要到达他那里需要经过11层，杨将中间环节砍到只有四层，但是，改变联想的官僚主义文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据说，在联想有一个很经典的官僚主义故事：有一位经销商要退换一个电脑包装箱，他按照一般程序走下来，不记得经过了多少人多少关，当最后终于搞定时，他发现，箱子已经磨烂了。一位网友对联想的官僚主义做了另外的描述：在联想工作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做一件事太难！”这个难并不是难在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沟通，而是难在内部的沟通上，难在已经异化的斯巴达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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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组织变革与利益集团（1）

任何人都有越过组织利益实现自我意志的潜在倾向，从而成为制度的潜在破坏者。创立者的意志一旦变成现实的制度，必然会被制度本身的意志所物化，创立者必须经常贯注新的因素、设立新的制度来战胜异化制度的敌人。

文化不可没有制度来保证，但是用来保证文化得以实现的制度一旦产生，就有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化的趋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执行的主体有着自己的利益与意志。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牙齿是客体化的饥饿，生殖器是客体化的性欲，猛兽的利爪是客体化的生存意志。同样，组织、组织产物也是个人成就梦想的意志的产物。一个新的机构产生之后，这个机构中的人需要进步、升迁和成就感。因此，这个机构一方面在创立者赋予这个机构的使命的关照下运行，另一方面又在自我的意志的推动下前进。当这种意志与使命在运行过程中完全背离的时候，这个机构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充满毒瘤的机构。

东厂、西厂设立的初衷是监督官员，但是最后发展到迫害忠良、把持朝政却是设立者始料未及的。两厂的使命是督导官员，但其意志却是实现扩展、升迁和自我膨胀。要实现自己的意志、实现使命下的所谓业绩，在无法绕过专制体制、裙带关系种种障碍之时，只能进一步向软弱但清白的官员伸手，由此达到进一步控制朝纲的目的。

在企业中设立制度也是如此，任何人都有越过组织利益实现自我意志的潜在倾向，从而成为制度的潜在破坏者。创立者的意志一旦变成现实的制度，必然会被制度本身的意志所物化，创立者必须经常贯注新的因素、设立新的制度来战胜异化制度的敌人。

我们从西点军校的荣誉制度可以看出一点变迁的规律。西点的荣誉制度无疑是培育精英人才的重要手段，但是它的维持建立在所有的违规行为基本上能得到举报并受到惩罚的基础上。如果出现犯规者之间的合谋，那么这种制度就遇到巨大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合谋几乎不断地出现在荣誉制度的历史上，1951年发生的事件是比较重大的一起。

1951　年秋天，西点制度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挑战。这次挑战我们可以看作是西点校训的一种异化。这一年，西点的橄榄球运动员集体作弊，因为他们想在橄榄球比赛中为西点赢得荣誉，花了大量的时间训练，临到考试的时候，不得不选择作弊。风波起于西点官方收到的一封举报信，信中检举90　名西点学员在考试中作弊。这些学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橄榄球队员。调查之后发现确有其事，学校最后决定开除所有作弊学员。以前，对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西点荣誉委员会处理之后就行了。但是，这次涉及面非常大。很多学员叫冤，认为运动员是在为学校争光，而且运动员考试作弊在西点绝对不止他们这些人，有些人还写文章登在报纸上，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支橄榄球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Earle　Blake）就此还在纽约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他的儿子也是这次作弊的橄榄球队员。布莱克承认学员作弊是错误的，但是认为他们情有可原。因为繁重的训练和铁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压力非常大。队员们希望在比赛中取得胜利，这就促使他们把全队的胜利置于学员的荣誉之上。而这都是为了“西点军校的荣誉”，为了通过体育运动这种形式来建立西点军校的高大形象。

西点的荣誉制度的确具有严酷性、绝对性和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