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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端着枪的士兵押着走在*队伍里。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一些人高喊着“打鬼子啊！”跟着奔跑，有人不断地扔东西过来，还有人冲上来要揍他，混乱中，他竟然还抬起头来装作日本人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这更让周围的人们恨不得咬他几口。一行人到达剧场时，尾随的人群拥挤不堪，局面眼看就要失去控制，要不是身后跟着几个端枪的人，他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场景，在野鸡岗空荡荡的火车上想起来还让他忍不住哑然失笑。胜利的滋味是多么让人欣喜啊！那时候，他们甚至想象着回到北平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可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局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天色大亮了，灰蒙蒙的空气中，炮声依然在远处一阵紧似一阵。就在程光烈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时，车站附近忽然出现了几个人，是当地的农民冒着危险出来找活干，程光烈灵机一动急忙跑上前去询问，是否能弄到手推车，把行李推到龙塘岗，运价从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几个农民听说后立刻跑回村里，不一会就弄来了五台手推车，经过一番精简终于把主要的行李装上了，电影机等笨重的东西仍然装不下，钟志青只好留在车上另外想办法。

手推车吱呀吱呀地出发了，程光烈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果遇到敌人怎么办，万一这些东西被强盗或是被这几个农民弄走怎么办……虽然势单力薄，他也作好了准备，反正不能让这些东西落到敌人手中。

天黑的时候，程光烈终于押着五辆手推车赶到了龙塘岗，同伴们在一所小学校吃过饭正准备休息，他的出现使大家惊喜过望，一时间满院子都是亲切的呼喊“儒弟”的声音，荣高棠更是冲上来紧紧地拥抱了他：“老兄，我还以为你当了俘虏呢！”程光烈拍拍胸膛：“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只有一条路，和这些东西共存亡！”他得意地掀起衣服，让荣高棠看他身上掖着的手榴弹。

可是没过一会儿，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女孩子们便都愤怒起来，三妹跑到程光烈面前瞪着眼睛问他：“鞋呢！你把我们的鞋扔了！”程光烈急得直解释，“我要是知道能回来，我连个瓦片都不会扔的呀——”，“你扔什么不行，偏要把我们的鞋扔了！”张昕还是继续发泄不满，那是她们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一种系带的男式大皮鞋，样子虽然笨重，脚小的穿起来前面还空着一截，却有种粗犷的气派，而且行走方便，还能蹚水，女生们都美的不行。对这些鞋，程光烈早有微词，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作风，还很累赘。尽管这会儿他说什么也不承认，但三妹和所有的女生们都一致认为是程光烈趁机故意把鞋处理了。

于是，可爱的“儒弟”立刻又陷入了一片“机械化”的指责中。

郭同震：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楠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

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对此，张昕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并没有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遗憾的是，荣高棠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索性没有任何印象。至于说郭是叛徒的根据，他们分析起来认为可能是，1931年，郭同震的妻子吴春莲被捕后他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不过，张昕说，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昕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里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为了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接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郭同震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六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人讲《三国演义》，十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十二岁又学抽烟管，十四岁娶妻。少年狂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