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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1890），对黄色炸药发生兴趣。巴布先生拿出了二十万法郎作赌注，要求百分之六的利息和分享一半利润。这项合作一直保持到保罗·巴布死的时候，并且逐渐扩大到包括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大的企业。

最初的同几年，国家垄断机构不断拒绝诺贝尔和巴布提出的所有关建立一座法国的黄色炸药工厂的建议。但当时的外交政治进行了干预。拿破仑三世掉进了俾斯麦的圈套，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爆发了。在战争最初阶段，法国的总参谋部惊恐地发现，德国的工兵使用法国不予理睬的新爆炸物黄色炸药来炸毁法国的堡垒和桥梁。埃德蒙·雷鲍夫元帅发出警告说：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它已经为时太晚。经过很多纠纷之后，国防部长利昂·甘贝塔戏剧性地乘坐汽球到达图尔的几天后，以现在的“第三共和国”而不是原来“帝国”的名义，命令巴布的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座黄色炸药工厂。于是，诺贝尔这座接受六万法郎国家赠款的法国工厂，终于在一八七一年春注册落成，工厂建在远离战区的法国南部靠近的旺德勒港的保利勒。

这场诺贝尔讨厌的战争，就这样再一次给他的生产带来了好运气。但在停战之后，他在巴布先生及其良好联系的帮助下，赶忙将黄色炸药投放到意图中的正确市场——为采矿和交通建设进行准备工作。

巴黎公社时期，有些暴动的民众用炸药自制成炸弹进行杀伤，在全国引起了对于任何新式炸药都有一种被夸大了的恐惧感。一八七一年秋天，国民议会再次通过了禁止私人制造炸药的法令，并且勒令关闭保利勒工厂。巴布以其同伙的名义提出抗议和索赔，呼吁说黄色炸药对和平时期工业也有用途等，但一概遭到拒绝；直到一八七五年，民用的黄色炸药生产才重新开始。巴布在利弗顿的一座临时工厂，被允许进行纯粹为了出口的生产，产品主要销售于比利时等地，无疑也包括仍为德国人占领和法国地区。

尽管有大量的通信往来谈到各种事情，但是，可尔弗里德·诺贝尔却只字不提他对普法战争中双方利用炸药的看法，这同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作法一样，他对任何时候在战争中使用炸药进行破坏都一概保持缄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忙于实现阿迪尔工程。虽然他知道黄色炸药现在被用于远离他意向中的目的，但却感到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对于干涉这种强权政治无能为力。他知道任何阻止由于他的发明这一阶梯所引起的崩落现象的试图，都将是毫无用处的。他必须以善待恶，容忍那些由于背弃建设性目的而演奏的破坏性插曲。

对于他的伙友保罗·巴布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他是一位法国军官，他热衷于复仇和战争，政治和强权，自我吹嘘和功劳荣誉等思想，当然，首先还是喜爱金钱。熟悉这位有才之士的人们曾向诺贝尔透露，巴布甚至考虑用各种手段，以便在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来取得这些东西。诺贝尔曾恰当地给他作了下面的结论：“一位能干的人，一位杰出的总经理，但是，由于有着象印度橡胶那样伸展的意识，可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很少用于专一的地方。”

巴布先生在诺贝尔出色的组织里有很多的股票，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也曾取得过成功，但后来同一些类似他的人一起，给正在繁荣的诺贝尔公司的名誉，出乎意料地造成了巨大破坏。好在由于生产、经济和扩展方面的稳步上升局面，这种破坏还没有影响公司的前进。

在第十五章论述托拉斯组成时，将介绍一些关于法国的诺贝尔—巴布公司新近的发展情况。

在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

精力充沛的诺贝尔和巴布等伙友，不能让一处又一处的禁止和限制，来阻碍他们认为是国际性企业的发展。所以，当法国市场在一八七一年被中止后，他们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别的国家和顾客们。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部欧洲，正处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状态。诺贝尔等人经常在那里长途跋涉，有时一起出发，有时单独行动，到各国去进行探试和计划。这是一些经历丰富与完成工作较多的年代，也是充满着各种忧虑的年代。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先后在九个国家里建立了不下十座工厂（其中两座在美国），投产初期的年产量总共达三千吨。

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张诺贝尔制作的登记表，上面开列着这些年来由他自己或其助手建立的所有工厂的名单。读者们可以从这份再制的名单上，得到一幅比较清楚的廓影：

企业名称及厂址建成年份

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温特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