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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达和忠王李秀成。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金陵一役，杀死太平军十多万名。所有在天京的王爷、主将和天将，以及天国的大小官员三千人，都死在乱兵之中。天京城内的居民，仍有几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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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天京的湘军成了一支强盗式的军队，如同一群贪暴的豺狼，大肆抢劫，把钱财一抢而空。然后放火焚烧，大火七天七夜不熄。萧孚泗抢走了天王府的金银，举火一焚，毁灭证迹。一座保存着中国古文化的六代繁华的东方名城，全部毁在他们手里。

他们在大抢大烧之后，便大肆杀戮，连老人和幼童都不放过。士兵们搜抢妇女，四十岁以下的女性无人幸免。一些老年人身负刀伤，有的被砍十几刀，有的被砍几十刀。全城都是受害者的哀号。连两三岁的幼童也被诬为孽种而斩草除根，士兵们杀来取乐。

本地的老弱百姓，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以躲藏的，都被狂暴的士兵们杀死。

江浙是天下财富最集中的省份，而金陵作为十朝古都，由太平天国经营十多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曾国荃的部队在这里得到的钱财，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关于金陵的浩劫，曾国藩和官文在联合上奏给清廷的折子中说：这次攻克江宁，十多万太平军没有一个人投降，甚至聚众自焚。李秀成在其供词中则说，金陵被攻占之前，全城军民不过三万多人，太平军一万多人，而且大部分已是病饿交加，能守城的不过三四千人。李秀成是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他提供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李秀成被俘后在木笼里写的《自述》中提到，金陵城内有圣库一座，里面都是天王的私藏，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装的都是稀世珍宝。

曾国荃下令攻城时没有宣布纪律，当曾国藩得知弟弟纵容部下烧杀抢掳时，便对他加以训斥，而他辩解道：立功的将士太多，清廷拿来奖励的官职太少，而且其中很多只是虚职，五个实缺，有一万多人排队等着，那么，这些大兵吃什么？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听了弟弟这番话，曾国藩只好叹息说：“凡是带兵的人，都免不了中饱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的这种行为。”他无法要求别人做圣人，只好独善其身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64年，同治三年（19）

抢来的财物要运送回家，湘军水师的上行船，大部分都为湘军运送赃物。曾国荃规定，士兵托运的行李，水师无权检查，只有他的监察部门可以检查。他委任的监察官员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了几坨银子的贿赂便放行，大家皆大欢喜。

早在攻打吉安时，吉字营的士兵就用马队护送赃物回湖南；打下九江以后，大部分将士走水路运赃；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用水师的船只运了，就雇用民船运送。攻克安庆以后，有的将士甚至与洋船搭上了线，将金银珠宝一箱箱运到城陵矶，在那里有专门的保镖取货，再将赃物护送回他们的老家。

前面说过，湘军将士的薪饷本来就很丰足。他们在外面打仗，个个都有银子捎回家。营官周凤山带兵不到三年就发财了。水师统领彭玉麟在湘军攻克金陵时，就拥有了六十万两银子。可见，在湘军中只要当了点官，带了个“长”字，就会很富裕了。胡林翼在论及湘军对军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时说：“不宽博，不足以养廉耻。”

在曾国荃的部队里，官阶越高，越是贪心，军营中流传着“顶红心黑”的歌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兵的就去搜刮老百姓。参将、游击和都司一类的军官所得的饷银，加上他们一路掳掠的银子，平均每人都有了十二万到二十万两的积蓄，守备、千总和把总平均收入则有七万到十万两，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兵，饷银加上掳掠所得，每人也有二万到五万两银子。难怪湘中地区出去当兵的人，家家盖起了大瓦房，购置了几十上百亩的田产，喂了好几头水牛。

乡下人子女多，送一两个去打仗，就算死在战场上，家里还有儿子延续香火，做父母的不在乎。在这种观念驱使下，尽管湘军将士在前线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但补充的兵员仍然是源源不断。

湘乡大坪人章合才，1856年从军，到打下金陵时，因战功而当上了提督，大肆搜刮江浙的民财，然后用船运回湖南。他在衣锦还乡时，先将财物用船运到涟水码头，然后动用一百多辆独轮车，从银田寺码头起运白银回到老家。银子多得不知如何花，就在乡间建起一座豪宅，共有四十九个天井，一百零八间正屋和两百间外屋，占地六千亩，其气势可与荷